“慢性疾病对我国居民的健康已构成重大威胁，治病带来的直接和间接经济负担增加幅度显著高于经济增长速度。”卫生部统计信息中心主任饶克勤在不久前举行的“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上海论坛”上指出，慢性病的预防与干预已刻不容缓。

　　30年间疾病谱发生重大变化

　　数据显示，1975年至2005年的30年间，中国人的疾病谱发生了重大变化，已由原先以传染性疾病为主变为以慢性非传染病为主。近年来，我国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发病率呈上升趋势。2005年第三次疾病死亡率调查显示，慢性疾病死亡率为523.5/10万，占全死因比例的80.2%，而感染性疾病死亡率为50.8/10万，占全死因比例的7.8%。

　　随着我国城乡居民慢性病患者人数持续增加，治病的经济负担不断升高：2005年疾病经济负担的直接成本比1993年增加了550%，间接成本增加了711.6%，分别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5.3%与7.6%，已经远超GDP的增长速度。

　　专家预测，到2025年，因人口老年化和患病率变化而增加的慢性病患者人次将比2005年分别多出20亿和35亿。撇开医疗价格上涨因素，医疗费用将分别增长35%和72%。

　　可控危险因素处于失控状态

　　卫生部部长陈竺表示：“通过自身努力，慢性病完全可以预防和干预，并取得成效。”而世界卫生组织的研究已证实，控制危险因素可减少80%心脏病和40%肿瘤的发生。

　　吸烟、超重与肥胖、体育活动少、高血脂、高血压以及不良饮食习惯，被公认为慢性疾病的可控危险因素。

　　“可是，我们做得如何？”饶克勤痛心地说，以吸烟为例，尽管有充分证据说明45%的慢性阻塞性肺炎、15%的肿瘤和5—8%的心脑血管疾病与吸烟有关，但全球35%的烟草是由中国人消耗掉的。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韩卓升说，全世界成年吸烟男子中，有三分之一人口在中国，更为严重的是，有5亿不吸烟的人正被迫吸二手烟。

　　陈竺部长援引国外同道的话说：“中国三分之二男性吸烟，三分之一的人因此过早死亡。如果不在控烟方面有所动作，中国社会的未来精英中，将有相当一部分死于吸烟。”

　　陈竺指出，吸烟好比一座“活火山”，控烟已成当务之急。一些国家成功控烟的经验值得借鉴，如英国通过多年努力，成年男性中三分之二的吸烟者都已戒烟。据统计，1950年吸烟占英国全年死因的15%，如今这一数字已变为6%。法国的实践也证明控烟并非一定意味着政府财政收入减少。

　　不积极预防将付出高昂代价

　　慢性疾病的危险因素变化，以及慢性疾病有效控制率偏低，正引起公共卫生专家的警惕。以高血压为例，1959年至1979年，我国高血压患者每年约增加100万，1980年到1990年每年增加300万，1991年到2002年每年增加约700万，目前患者人数估计已达1.6亿。而与高患病率相对应的是“三低”，即54.3%的人从未接受医生血压测量，高血压知晓率仅为30.2%，高血压患者服药率为24.7%，高血压患者有效控制率只有8%。

　　过去20年中，我国居民平均每天动物性食物摄入量由66克增加到了167克，其中城市居民由114克增加至215克。但在城市居民体育锻炼情况的统计中，经常运动的多为老年人，60岁以上老人中经常锻炼的比例达到41%，而在最需要通过锻炼控制肥胖与超重的18岁至44岁年龄区间，不锻炼的人的比例高达82.9%，经常锻炼的仅为7.8%。

　　“切实有效的干预，不仅可以遏制慢性病的增长势头，而且可以减少大笔医疗开支。”据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的实验数据，对疾病预防的投入可以获得数倍或数十倍的收益，比如投入1美元用于疾病干预，可以减少10美元的治疗费用。小成本的预防与干预，可以收获远期的大成效，反之，如果没有预防意识，则将为此付出成倍的代价。对此，卫生部已经在全国范围内推出公共卫生“基本服务包”，依据安全饮水、厕所卫生、肥胖率、环境质量、精神健康、酒精摄入量等10多个指标，制订了10项公共卫生领域的行动计划。

　　本报记者王乐陈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