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对落后生产力进行“大扫除”
 |
□本报记者 汪令来 严丽梅
今日看点
■广东出口依存度高达90%，金融危机下广东出路何在?
■广东最大的对手是自己，追赶的目标是韩国
全球金融危机的发生，也让身为中国第一经济大省、全国经济外向度最高的省区之一的广东，再次处于风口浪尖：广东经济正面临怎样的冲击，广东的发展转型如何继续，一直在媒体聚光灯下的“广东制造”如何渡过难关、实现产业升级？……对此，日前特地前来广东调研的著名经济学家、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教授，在接受羊城晚报专访时，力挺当前广东面临金融危机的应对思路，并指出市场机制已开始作用，广东正面临产业大洗牌。
广东出口依存度高达90%
金融危机更严峻
羊城晚报：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广东取得了今天的成就。但是，随着广东本身的发展，特别是在这场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也遇到了一些困难。您如何判断当前广东发展所处的状态和环境？
胡鞍钢：广东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既是广东成功的一个来源，也是广东现在遇到问题的一个来源。比如与全球经济一体化，如果用出口依存度来比较，广东已达到90%，全国是30%多，韩国是42.5%。韩国在10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中也受到了冲击。因此，当中国与世界经济一体化，而广东的一体化程度更高时，这次金融危机对广东来讲就变得更严峻了。
我想，广东受到的冲击，现在还只是刚刚显现出来。全球金融危机最后到底发展到什么程度，广东最后到底会受冲击到什么程度，都存在不确定性。
把扩大内需作为一个重要机遇
转型就像“换衣服”
羊城晚报：近年来，广东一直在谋划发展转型。但在当前的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有人却开始忧虑了，您怎么看？
胡鞍钢：发展模式是有依赖性的，有路径依赖，还容易被锁定。因此，没有危机时大家都不愿意转，有了危机时才会迫使它转。我同意汪洋书记的说法，当前的危机，是危中有机，对传统发展模式来说是“危”，但如果能开拓出科学发展模式，就是“机”。这句话点到了问题的本质。
事实上，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本身，就是不断地转型。用一个形象的比喻，就像孩子不断地成长，需要不停地换衣服。
30年来，广东一直实行对外开放的出口导向政策，现在做大了，大到什么程度？我们一算也吓了一跳：出口贸易额已排到全世界的第九位。到这样的地步，如果我们还是单一的政策，就像是穿着原来那么小的衣服，就会被束缚。另外，广东本身不断地变为出口机器，也遭到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抵御。
从这个角度看，广东要发展，就需要调换自己的“衣服”，从“小号”到“中号”再到“大号”。广东改革开放已经“三十而立”了，只有找到和你的发展相适应的衣服，才能有进一步发展，获得新的发展机遇。
广东转型并非现在才开始说的。10年前我们就提出了，不过，近几年这个问题被进一步强调了。因为大家越来越清楚，继续靠这样的模式下去是真的不行了。
因此，广东要充分利用这次扩大内需，把本地区扩大内需作为机遇，更重要的是把全国的扩大内需作为一个重要的机遇。
洗掉高能耗高水耗高污染企业
产业“大扫除”正是时候
羊城晚报：目前广东制造业出现了一些震荡，社会上有不同声音。有的赞成不保护落后产能，有的却认为，在这个时候强调淘汰落后产能，会不会与度过时艰有冲突。您怎么看？
胡鞍钢：我认为，这次危机为广东产业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大扫除”机会。对于一些不符合现代增长方式的企业，要通过市场机制“扫除”一部分，通过行政法律手段“扫除”一部分。在扫除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短期的经济困难，这都是正常的，也是对过去30年传统增长模式所要支付的成本。因此，广东从上到下，都要充分利用这一契机，通过“大扫除”，坚决地推进发展模式转型。
广东由于资源和环境的压力，必然会按照国家的产业政策洗掉很多高能耗、高水耗、高污染的企业，向节能减排转变。这个大洗牌过程，必然导致优的更优、优兼并劣，这是一个优胜劣汰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看，政府保不了那些企业。
羊城晚报：这是不是就是说，广东产业面临大洗牌？
胡鞍钢：是的。而且我认为，广东有条件洗这个牌。因为，目前广东的登记失业率是相当低的。十多年前，我们有很高的失业率，无论是登记失业率还是实际失业率，特别是实际失业率。另外，珠三角是产业、企业密集地区，已经形成了劳动力蓄水池，因此，当一个行业、企业的工人失业时，它可以在不改变自己工种、专业的情况下，进行劳动力的流动和转移，从劣质企业流动和转移到优质企业，从而催生出更多优质的企业和产品。这个时候，政府要做的，是提供培训和就业信息，帮助他们完成这种流动和转移。
另外，从总体上看，现在广东企业正处在一个出生率远远大于死亡率的时代。根据广东工商局的调查和数据，今年1-9月份，新增登记企业9万多家，注销了5万多家，在注销的5万多家企业中还有部分是不符合相关规定或者自己未及时登记申报的。
克服老大心态，积极主动进行改革
最大的对手是自己
羊城晚报：广东从1985年以来地区总值一直名列全国前茅，经济发展一直顺风顺水。这样的状况也造成一种心态，就是思想上可能有包袱，担心被兄弟省市超越，从而导致在进一步改革和发展上也有点难以放开手脚。您怎么理解这种心态？
胡鞍钢：我认为，广东要向前看。20年前，小平同志就提出，广东要花20年时间赶超“四小龙”。现在，从总量上看，广东已经分别超过“三小龙”了，剩下一个韩国。实际上，广东现在要追赶的对象主要是韩国，对此我们也作了一些讨论和分析。
目前，广东的人口相当于韩国的1.93倍，但是广东的GDP（汇率法计算）还只是相当于韩国的40%，即使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也只相当于韩国的73%。另外，从贸易量包括出口，广东都不如韩国。广东下一个追赶目标很明确，就是韩国。
广东人、广东的干部要克服长期以来形成的老大自居的心态。老大自居容易骄傲。所以，我说广东最大的对手是自己。如何超越自己？如何战胜自己？这就要广东必须自主、主动地去改革，进一步解放思想，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在国内、国际区域经济竞争加剧的格局下，广东的发展要更加积极，不进则退。
从传统发展模式向科学发展模式转型
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羊城晚报：广东如何避免陷入您曾提出的“中等收入陷阱”？在这个时候，又来了全球金融危机，广东又如何应对？
胡鞍钢：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的发展是从极低收入，到低收入、中等收入，进而到现在的上中等收入。未来几十年，广东可能会到高收入甚至达到相对发达的经济体阶段。在这个过程中，有可能会出现我们所说的“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即使是在没有爆发金融危机时都会出现，只不过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受到外部影响后会加剧。
从广东的情况看，“中等收入陷阱”包括这几个方面：
首先，要素投入边际报酬递减。30年来，原来使用的比较低廉的劳动力、比较低的土地租金这些要素成本迅速上升，报酬必然递减，这不是广东现象，是全球现象。
其次，人与人之间的差距。我在1994年就曾经以广东121个县级数据，和中国最穷的贵州省进行对比，结果发现，广东省内的差距远比中国最穷的贵州省内差距还大。于是我将这比喻为“一个广东四个世界”，有极低收入、低收入、下中等收入、上中等收入，有欠发达经济体、不发达经济体、新兴经济体和某些发达经济体。这也会导致在中等收入阶段遇到问题。
第三，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差距。广东属非资源丰富地区，基本是靠外部能源、外部原材料，非常像日本、韩国。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加速，会激化和凸显自身资源、环境矛盾体。
因此，广东没有别的出路，就是要不断地转型，从传统的发展模式向科学发展模式转型。
过去小平同志曾说过，不改革死路一条。今天，如果回过头来定义的话，可以说：广东不转型，不科学发展，也是死路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