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 毅

　　世相深看

　　SHIXIANGSHENKAN

　　4年前，劣质毒奶粉事件在安徽阜阳爆发，被问责官员如今多数重获要职。其中，阜阳市原市长刘庆强调任安徽环保局局长。被撤职的阜阳市工商局分管市场监管的原副局长杨伟，调任安徽的一个地级市工商局担任副局长。被责令辞职的阜阳市卫生局分管食品卫生的原副局长丁丽玲，调到阜阳另一家市直机关任副局长。（12月14日《新城快报》）

　　不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新闻了，从“彭水诗案”的主角蓝庆华复出平调至重庆市统计局任职，到辽宁西丰县派人进京抓记者案的指挥者张志国复出，再到今天“大头娃娃”事件的被问责者，一茬接着一茬，官员们就像不倒翁一样，一巴掌拍下去，一会儿他们又晃悠回来了，异地当官，级别也基本不变。我有一种担心，国家制定的官员问责制度，最终会不会变成另一种“涨价听证”呢？想当年，价格听证制度初建立时，舆论也是一片欢呼，但一场场听证会办下来，民间对听证会有了一个别称：涨价听证会。庶民们还是只有打酱油的份。

　　价格听证最后沦为过场戏，原因就在于其制度设计中没有能够在细节上确保庶民们的听证权利，实际操作中听证代表都是被“上面”选定的。官员问责制度里也有类似的问题，《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中关于干部复出的相关规定失之于模糊。笔者以为，应该明确规定，视相关问责事件中该干部的责任大小，分别确定复出年限及级别。

　　一旦出了事，并非所有的被问责官员就不得再复出。但毫无疑问，出了事后，问题严重程度不同的官员应受到不同程度的惩罚。官员问责制度设立的初衷，是为了通过惩罚来警示官员们，要在平时工作中尽忠职守。如果被问责官员最后基本都能异地当官，级别也基本不变，那官员问责制度最后还能余下多少警示效用呢？民众最后也会对此制度失去信心，就像对价格听证制度那样。这是很危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