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李雪萌

　　图二：叶永烈特意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会场——— 京西宾馆体验“现场感”

　　图三：叶永烈新作封面

　　图四：采访胡耀邦之子胡德平

　　图五：签名售书

　　图六：叶永烈“文革”期间出版的部分作品

　　为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著名作家叶永烈的《邓小平改变中国——— 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一书近日由江西人民出版社推出新版。这是叶永烈在走访诸多重大历史事件当事人及见证者后完成的。这本书以第一手采访，结合相关史料，再现了粉碎“四人帮”的经过，以及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中国政局。

　　作为有影响的纪实文学作者，叶永烈写过科普作品、科幻小说和纯文学作品，拍过18年电影并得过百花奖，出版作品约2000多万字。《邓小平改变中国》是他“中共党史系列长篇”的第10部作品。

　　写作这部长篇纪实文学作品经历了怎样的过程？采访过程中又掌握了哪些第一手的材料？作为从事创作几十年、亲历改革开放30年的作家，他对改革开放有着怎样的切身感受？上周三，记者终于与叶永烈先生取得了联系，并连续两天通过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采访了这位颇有传奇色彩的作家。

　　今天35岁以上的人恐怕多半都看过《十万个为什么》与《小灵通漫游未来》丛书，并听说过“叶永烈”这个名字。68岁的叶永烈如今是上海市作协专业作家。他性情温和，热情好客。

　　改革开放20周年时完成《邓小平改变中国》，30周年时推出新版；内容有很多新的披露；采访经常深受感动，感慨“国家领导人很多时候甚至比我们还要简朴平和”

　　为纪念改革开放写一本书是叶永烈很早就有的愿望，最早可以追溯到1993年。那时候他刚刚完成《红色三部曲》———《红色的起点》、《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毛泽东与蒋介石》。在写作《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时，他想，1935年的遵义会议改变了中国的命运，十一届三中全会称得上是新时期的遵义会议，完全也值得大书特书。

　　1996年，叶永烈开始着手准备工作，准备在纪念改革开放20周年时推出这部献礼作品。1998年，40万字的《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一书应时推出，引起轰动。香港也同期出版，书名为《从华国锋到邓小平》，“比内地版内容稍多一点”。

　　这本书重点描述了从1976年10月“文革”结束，到1978年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一历史转折过程中的一些重大事件。作者聚焦诸多重要人物，如邓小平、叶剑英、陈云、李先念等，突出他们对中国摆脱长期“左”的错误束缚，走向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做出的历史性贡献，尤其是凸显了邓小平作为杰出政治家的大智大勇。

　　叶永烈介绍，新版内容上做了很多修改与增补，增加了大约10万字。“这一次首次披露的内容有很多，比如胡乔木和陈云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中起了关键作用；还有邓小平不计前嫌起用胡乔木的内容。

　　与以前创作的纪实文学作品一样，叶永烈写作这部书稿也进行了大量采访。叶永烈说：“我经常深受感动，国家领导人很多时候也和我们普通人一样，甚至比我们还要简朴、平和。”

　　他介绍，邓小平复出后第一次在群众场合露面，是在一次足球赛上：1977年7月30日晚，在万众瞩目下，邓小平出席了北京国际足球友好邀请赛闭幕式。

　　是谁第一个告诉邓小平“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听到消息后邓小平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在采访叶剑英的侄子叶选基时，叶选基说，粉碎“四人帮”的消息是自己告诉邓林，邓林又马上转告了正在301医院住院的邓小平。“当时邓小平的第一句话是‘我可以好好过晚年了’”。

　　叶永烈说，胡耀邦更是一位令人感动的领导人。叶永烈采访了曾在胡耀邦身边工作多年的秘书，从而记录了很多生动有趣的小故事：胡耀邦同志非常简朴，那时候和很多老百姓一样也穿着“节约领”(编者注：又称“假领子”。穿上后，看去如同穿着“白衬衣”。) ，有一次作报告有些热，就把中山装扣子解开，假领子露出来立即引起哄堂大笑，他自己还不知道大家在笑什么；担任中央党校校长时，按照级别，胡耀邦可以到北京饭店理发，为了节约，他经常就在党校附近的一家小理发店理发。理发师傅不认识他，但见这个人每次来理发都跟着一个年轻人，猜测应该有一定的身份，后来一打听才知道原来是胡耀邦。他十分惊讶，逢人就说“没想到胡耀邦会来我的小店理发！”；工作中胡耀邦没有架子，办公室如果有两张办公桌，一般门口的多为秘书，里面的通常是领导，胡耀邦对秘书说，人家来找我办事，我坐在门口比较方便，一眼就能看得到，于是他让秘书坐在里面。经常是有人来的时候，直接绕过门口，对里面的秘书叫“领导”。

　　纪实作品创作遵循“九字原则”；仅凭两个字，后来书名为《邓小平改变中国》就被定为重大选题；大量的采访与实地调查，掌握了丰富的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

　　上世纪70年代，叶永烈从科普作家“转身”投入当代重大政治题材纪实文学的创作。他认为“科普文学不能完全表达自己的感情，而我希望能把对这个社会、时代、人的关注写到作品里。”

　　叶永烈说，自己多年来进行纪实文学创作，一直遵循一个“九字原则”：高层次、大选题、第一手。“我写作的原则就是追求真实，坚持用第一手资料，决不搞东拼西凑。”叶永烈表示，作为一个纪实文学作家，他的责任感在于用事实来说话。“要写好书必须找到众多历史的关键点，大量采访历史当事人，通过他们的口述再现历史，这样写出来的东西才有深度，有价值。”

　　在创作《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及其新版时，叶永烈到北京做了大量采访，几乎成了“半个北京作家”。他频频出入“部长楼”、中南海、中央党校等地，总共采访了几十人，“包括《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两个作者、人民日报的多任总编辑、当时的解放军报总编辑，当时的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已经去世，我就访了他的夫人和当时的责任编辑。还有如在涉及方毅、宋平、胡乔木等人的事实和细节时，采访了他们的秘书或家属等等”。作者还特地去当年召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会场——— 京西宾馆进行拍摄，以求写作时多一点“现场感”。“重大的决策、公报都有历史记载，都可以查得到，但那些发生在背后的故事却不可能查到，大量丰富的细节可使纪实作品更有可读性。”

　　作为专业作家，每年都要上报创作选题。叶永烈回忆，当年自己的选题就报了两个字———“转折”，说要写写十一届三中全会。选题报上去没多久，接到通知说被定为当年全国22部重点长篇之一，“那一年全国共上报了1200部长篇，我只报两个字就被列为22部重点之一，可见这个选题的重大。”

　　中国作协有一个专门的小组负责重点选题创作，“每隔一段时间就有人给我打电话，询问创作进展情况，督促我抓紧时间写作”，叶永烈说，由于准备工作比较充分，真正动笔大约只花了半年多时间。他说，自己对很多历史事件的叙述都采用了新视角，因此目前还没有看到有同类的作品。

　　怀揣读中文系的梦想却毕业于北大化学系，几十年来身兼作家、摄影家、导演数职

　　作为近年来有影响的纪实文学作者，叶永烈写过科普作品、科幻小说和纯文学作品，拍过18年的电影并得过百花奖，其经历颇有传奇色彩。多年来共写了多少字的作品，叶永烈自己也说不清楚：“1999年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了我50卷的文集，据他们统计，当时不包括在香港、台湾等地出版的作品，有1600万字左右；1999年到现在，大概又有好几百万字了”。

　　叶永烈说：“考大学时我本想报北大中文系，可这个专业每年只招收50人，还有一半是调干生。我姐姐是念化学的，所以我选择了北大化学系。后来我意识到报化学系是对的，当时北大化学系每周只上两天半课，我有大量时间看别的书，写杂七杂八的文章。我要是上中文系，就写不了《十万个为什么》，也写不了《小灵通漫游未来》。化学是一种实验性很强的科学，我现在写纪实文学，追寻的也是事实真相，我会在写作中自觉进行科学推演。”

　　大学毕业后叶永烈被分配到了上海仪器研究所，可只待了一个月就“跳槽”去了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他给毛泽东拍过“内片”：“我们在上海市政协的大楼里享受着拍‘样板戏’的待遇，当时并不知道是给毛主席拍的。我拍了很多京剧唱腔、杂技。毛泽东诞辰110周年纪念时，影片还曾经展映过。”1979年，叶永烈还拍摄了电影《载人航天》，在时任航天工业部副部长钱学森的帮助下，拍摄了当时航天员训练的珍贵镜头。1980年，他导演的电影《红绿灯下》获得当年百花奖“最佳科教片奖”。

　　2003年，叶永烈再度“转型”，出版了“叶永烈目击世界纪实摄影”系列丛书———《叶永烈目击美国》、《叶永烈目击俄罗斯》、《叶永烈目击欧洲》等。

　　亲历改革开放30年感慨良多，认为未来30年仍然是中国发展的关键；多年来从事党史纪实作品创作，从未出过问题；一部建国60周年献礼巨制已报审，争取明年4月面世，届时将携书参加在济南举办的全国书博会

　　之所以选中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个题目，叶永烈说，因为自己对这一段历史深有感触：“它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也深深改变了我个人和家庭的命运”。“1978年对我来说是难忘的一年。这一年的1月14日，《文汇报》发表了对我的第一个长篇报道，引起广泛关注。光明日报记者来我家采访，看到我家里条件很差，写了一篇内参，引起当时国务院副总理方毅的重视，他做了两次批示，要求有关方面解决我的困难。在领导关心下，第二年我分配了新房子，但是很晚我才知道是方毅同志亲自做的批示。1978年，《小灵通漫游未来》一书出版，第一次就印了300万册。”叶永烈说，1978年以后自己的事业才真正开始，人生的春天真正来临，“两年间我一下子出版了十几本书，像突然爆发一样，其实大都是‘文革’期间写好的书稿”。

　　叶永烈说，改革开放国门打开，家门也打开。“1979年底我第一次接受了国外媒体的采访。他是一名英国记者，名叫菲利普。当时他非要到我家里参观，他认为当时《十万个为什么》已经印了1亿多册，我应该拥有一架私人飞机了。没想到我只是住在公寓楼里。”当时，菲利普经过多层审批才获准到叶永烈家参观，后来来自德、美、日、英等国的越来越多的外宾来做客，不用再请示，直接敲门就进来了，这说明我们国家越来越开放了。“这些年我的生活日益丰富多彩，足迹遍及世界各地，更是走遍全国”。叶永烈的两个孩子，分别在1990和1992年考取了全额奖学金，赴美国留学，“通常去一次美国已经很不容易，我已经去美国7次，‘9·11’的时候我还去美国纽约世贸大厦采访。”他说，“不是改革开放，这是做梦也想不到的。”

　　站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今天，设想下一个30年中国又将发生怎样的变化？叶永烈说，未来一段时间仍然是中国发展很关键的时候，“每一个国家发生脱胎换骨的变化，都有一个重大的事件、一个关键性的领袖。在美国是华盛顿，日本是明治天皇，俄罗斯则是彼得大帝。而中国的崛起，邓小平功不可没。中国近几十年的发展道路与当年的日本类似，但我们比日本的基础要好。现在的中国刚刚抖擞精神，假如以后的30年或更长时间都保持这样的速度，中国将前途无量。”

　　多年来，叶永烈被人称为“旧闻记者”，以写知名人物、高层人物、历史传记知名。除《红色三部曲》外，还有长篇系列《“四人帮”兴亡》，以及《陈伯达传》、《陈云全传》、《胡乔木传》、《反右派始末》等大部头著作。人所周知，进行这类文学创作，一不小心就会触动敏感话题，甚至出现一些“错误”。对此，叶永烈说，自己历来很注意把握政治尺度，“我的作品都要经过审批，甚至有人说我是‘报审专业户’。但是每次审批大都很顺利。”

　　叶永烈介绍，自己一部建国60周年的献礼巨制已报审，争取明年初面世，“明年4月第19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将在济南举办，到时候我争取亲自参加，与济南的读者见面。”(本文照片由叶永烈先生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