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之后，面对越来越多返乡的农民工，各级政府正在通过多种渠道为他们创造就业的空间

　　为农民工寻找第二次机会

　　核心提示：

　　受金融危机影响，沿海部分企业纷纷倒闭或减产，大量农民工也因此受到相应的影响。他们无法在越来越狭小的就业空间里获得再次就业的机会，被迫选择返回家乡。

　　在11月10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提出，必须采取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做好当前农民工工作，尤其要高度重视农民工就业。

　　而此前，全国各地的地方政府就已经开始着手为返乡农民工寻找二次就业的机会和空间，并通过相应的技能培训和政策的扶持，努力让返乡的农民工重新找到离开土地后的二次就业。

　　接待站前，认真填写登记表

　　1、困惑的群体

　　12月8日14时许，离17时返回老家还有三个小时。

　　43岁的刘安兴表情凝重，话很少。一只红色的红色旅行箱、黑色的旅行袋、两个白色的塑料袋里装着几片干面包和一瓶矿泉水，是他从温州带回的所有家当。更早些的时候，妻子就已离开温州，回到了老家——六枝特区的一个偏远村落。

　　早在刘安兴离开温州的前两天，受金融危机影响，他工作了6年的这家机械加工厂就已经倒闭，所有的工友都相继离开了温州，返回家乡。挣钱的梦想从终点又回到了起点。

　　2002年以前，刘安兴的身份是六枝特区一个偏远村落的农民。这个包括3个孩子、两个老人组成的7口之家，无法从家里的几亩土地解决生存的基本需求，土质并不好的土地只能产出4个人一年所需的粮食。

　　这一年，刘安兴和妻子选择了去温州打工。

　　刚到温州，他很快学会并熟练掌握了抛光技术，并顺利进入当地一家机械加工厂，月薪4000元左右，妻子也在当地一家纺织厂找到了饭碗。除了支付两个人的租房和平时简单的开支外，他们每月可以寄3000块钱回家。几年后，他们用所有的积蓄在家乡的村子里修建了一幢崭新的房子。

　　刘安兴和妻子原本想继续干几年后，回家做点生意。

　　金融风暴来临前，他们没有感觉任何征兆，“只是从11月份开始，工厂里就再也没有订单。回家前，老板都给了工资，还留下了大家的联系方式。老板说只要有工作，就打电话叫他们回去。”

　　工友们平静地返回了家乡。

　　刘安兴的3个孩子中，两个还在上学，学费一直拖欠着。另外一个还很小。3个孩子都很瘦小，比村子里同龄的孩子矮一大截。两位老人70多岁，经常生病需要钱。在问到他以后的打算时，他说“等着看吧，情况好点了还是想回去的。”

　　就在刘安兴抵达贵阳这天，32岁的遵义市习水县仙源镇陆永明(化名)一行30人也刚从广东东莞回到贵阳。之前，他是广东东莞一家民营电子产品加工厂的员工，每月除了日常开销外，他可以寄1500元钱回家，这让他的家庭在两年里得到一定的改善——经常生病的老人不再没有治病的钱，孩子的学费也不用再发愁了。

　　陆永明无法说清楚金融危机是怎么回事，但从11月份开始，他们的工资就开始慢慢降低，随后其他相同行业的工厂开始纷纷倒闭。

　　面对突如其来的这场危机，他和周围的工友的情绪并没有太多波动。

　　和他一起回来的一共有30个同乡，遭遇并无二致。他们说，对于政府的培训和各种帮扶政策并不感兴趣，一旦金融危机过去之后，“还是要回去的，不想在家乡搞什么再就业培训，这样赚不到钱。”

　　在福州打工的毕节地区的王邈远(化名)是带着老婆孩子一起去的，一家三口的生活只有依靠他一个人的工资。他从事的是电焊工作，工厂倒闭之后，他的工友已全部回家了。他的情绪很不好，有些失望，他说“不想再出去了，回家务农踏实点，不会这样波折。”

　　开阳县双流镇凉水井白马街的任礼兵刚到贵阳火车站，就在贵阳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帮扶返乡农民工接待点”填写了简历。在填写创业意愿时，他在接待人员的提醒下，想在家乡开一家机器加工厂，因为自己以前开过修理店，在外出打工时从事的机器加工业又积累了不少的经验，希望政府能给予帮助。

　　这位38岁的男人感到有些迷茫，对未来的打算有些不知所措，但他心里还是想回浙江台州玉环去工作，“老板留下了我的电话，等到时候效益好了，还要叫我回去的”。

　　2、他们的第二次机会

　　从11月17日开始，从外地返回贵州的农民工们，会在贵阳火车站和客车站发现一个写着“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帮扶返乡农民工接待点”的红色横幅，下面桌前的五六位工作人员正在招呼刚下车的农民工填写就业意向登记表和发放《贵阳市就业再就业扶持政策指南》。

　　在以往，这样的现象从未有过。

　　受金融风暴影响，沿海城市等地的企业纷纷倒闭，在这些企业打工的贵州农民工纷纷返回家乡。为了帮助因受金融风暴影响的返乡农民工平安回家和再就业，贵阳市政府推出了帮扶返乡农民工就业创业百日活动。

　　在农民工接待处，工作人员很热心地帮助农民工填写登记表格并介绍政府的各种帮扶措施，仔细询问他的需求和求职意向，认真做记录，并让他们回家与当地的社保农办询问，安排就业培训的问题。

　　从早上8点一直到晚上12点，他们的任务是接待不同时段返乡的农民工。

　　据火车站的负责人介绍，自金融危机之后，每天从东南沿海一带城市回乡的人数较前几年的同期要多4000余人。前几年的这段时间里，火车站每天只有1.1万左右，这个数字已攀升至1.5万左右，其中半数左右为返乡农民工。

　　随后，贵州省开始迅速建立农民工回流统计监测制度，同时加强面向返乡农民工的技能培训，出台优惠政策为返乡农民工搭建创业平台。

　　同时，当农民工返乡之后，工作组首先对再就业人员需要培训的进行岗前培训，相关人士称，岗前培训按市、县(区)、乡、村设立四级就业平台，并按工种发放培训补贴。

　　截止12月6日，正在接受再就业培训的有300多人。

　　贵阳市劳动力中心市场在对返乡农民工就业和培训愿望的调查显示，25.85%的农民工有培训愿望，38.05%有在贵阳市本地就业的愿望，有22.48%的农民工有等待机会再次到省外务工就业的愿望。

　　3、破局背后的思考

　　事实上，绝非贵阳市在为因金融危机而返乡的农民工提供和帮助寻找二次就业的机会和空间，贵州省的其他地区也在相应展开类似的工作。

　　11月25日上午，遵义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在其就业大厅里为返乡农民工举办了大型专场招聘会，这场招聘会共有近50余家企业进场，提供了1000余个岗位。并且，从11月21日起至明年2月底，遵义市两城区的劳动力市场每周一到周五都将举行针对返乡农民工的专场招聘会，让部分返乡农民工在当地就业。

　　自10月以来，水城县也开始多渠道地筹措资金，并加大发展本地特色农业和农村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力度，从而给近万名返乡的农民工提供了在家门口创造就业的机会。

　　针对贵州农民工文化素质普遍较低的状况，贵州省“雨露计划”和“阳光工程”等农民工技能培训工程的4万余个培训名额，也将有重点地吸纳返乡农民工，调整培训内容，有针对性地开展“适销对路”的技能培训，使这些农民工接受培训后能就近、就地、尽快实现再就业。

　　除了针对性的技能培训和帮助返乡农民工寻找及创造二次就业的机会和空间外，一些地方政府还为返乡农民工提供了小额贷款和创业基金。小河区委、区政府就曾采取有力措施，帮助辖区返乡农民工就业创业，特设了返乡农民工创业资金。目前，小河区的政府部门已为陈俊华、雷妹等20名返乡农民工发放创业资金6万元。

　　全国乃至全省的现象表明，几乎每个地方政府都在建立农民工返乡监测制度，大力开展创业培训，提高返乡农民工的自主创业能力，完善政策措施，引导有条件的农民工在家乡创业，以期实现以创业拉动就业。

　　但《财经》杂志的报道却提出了这样的提醒：“不可忽视的是，由于政策出台实施所具有的滞后性，加之培训、创业等政策也需时日才能见效，考虑到目前的经济形势，就业岗位短期内大幅增加也存在巨大难度。事实上，此次返乡浪潮正是我国依赖外需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城乡二元化结构所导致的矛盾的一次集中爆发，彻底的应对方式当是重新从全局的角度调整农民工有关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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