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耀法

　　星期天的上午，我正领着2岁的孙女在红梅公园内玩耍，“陆主任，真的是您呀！您好吗？不认识了？我们是小马和小杨呀，我们都是您招工回常州的知青！”看着眼前这一对幸福的中年夫妻，30年前我在常州戚墅堰知青办工作的那一个个感人肺腑的故事，又一幕幕地浮现在眼前……

　　那是1978年的9月，在部队当了10年兵的我转业到常州，被分派到戚墅堰区的知青办工作。由于我妻子也是知青，我对搞好知青工作从一开始就充满了一种特殊的感情。从上世纪60年代初开始，城市中的广大知识青年满怀着到农村这个广阔的天地里滚一身泥巴、练一颗红心，把自己锻炼成社会主义接班人的雄心壮志，赴边疆，上农场，到农村，在全国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戚墅堰区当时共有先行和戚墅堰2个街道，在册登记的知识青年和全家、半家户下放人员子女共有1000多名，这些人到农村、边疆和农场之后，虽为当地的公社和农场的建设事业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有的还入了党，提了干，但上调回城始终是他们最大的愿望。

　　1978年9月中旬，我到任后上班才一个多星期，就奉命到当时的金坛县知青中去招工。当时市知青办的招工条件：一是1971年底以前就参加上山下乡的老知青一家可以招一个回城，二是城中父母身边无子女的困难家庭一家可以招一个回城，三是家中有3个以上子女，但只有1个在城市工作的（当时称作一工二农）可以再招回1个等三条政策。我刚到金坛县城，许多知青已得到消息，当天晚上就纷纷到招待所来找我，希望能对上条件早日回城工作。我一边热情地接待着每一个知青，一边劝他们尽快回家听通知，我会到每一个公社和大队与他们见面，只要符合条件的，保证不会漏掉一人。

　　从第二天上午开始，我就和县知青办的同志，从戚墅堰下放到金坛县的100多名知识青年和下放人员子女中，把符合条件的知青都一一列出名单。

　　两天以后，我开始到各公社和大队的知青中进行直接调查。在这次招工中，我发现有些知青的招工条件早已符合，可大队和公社却以种种理由阻止他们进城招工。知识青年小张是独生子女，城市中父母身边无子女，又是1968年就参加上山下乡的老知青，按理说他招工的几个条件都符合，可公社和大队的干部却以他家庭成分不好、他父亲是右派为由，是当时出名的黑五类子女（黑五类指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右派分子），坚持不同意他招工进城。我对照市知青办的招工条件，耐心地说服了公社和大队的干部，使小张很顺利地回城工作了，小张对此十分感动。回常后不久，他父亲的右派就被平反了，小张更是认真地工作，不久就被提拔为工厂的车间主任，成了工厂的骨干力量。

　　在指前公社全家下放的老郑有2男1女3个孩子，对照条件他家是可以照顾1个孩子招工进城的。可我接连两次通知他，他都不来。第3天一早，我沿着农村弯弯曲曲的小路找到了老郑的家里。老郑一听说我是常州城里派来招工的干部，当时就激动得泪流满面，一边哭一边向我说起了他这几年因孩子招工出现的情况：老郑全家下放到农村后，由于家中生活特别困难，这几年老郑从来没有请大队和公社的干部吃过饭，也没有送过东西。过去每次招工，大队和公社都从来不通知他们，使他们的子女多次错过了进城工作的机会。就在我这次招工前不久的一天，老实人老郑竟起了一个大早，在路边生产队种的甘蔗田里拣大的拔了3根，扛到公社的知青办去送人。结果知青办的同志对此大为恼火，不但当场把3根甘蔗都扔到了门外，还通知生产队要抓老郑偷集体财产的典型。老郑礼没送成，子女回城没了希望，回到生产队还挨了队长一顿骂。说着说着，老郑和他的妻子都忍不住放声大哭。我一边安慰他们，一边帮助他们为他家的大儿子填好了招工回城的表格。这次到金坛招工，前后花了近一个月的时间。我不但看到了知识青年在农村的真实情况，对他们在农村的学习、劳动和生活也都有了更深的感受。

　　这次招工任务完成后不久，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了。我们国家对知青回城的政策也在发生着根本性的变化，由1979年的分批回城，统筹安排，到1980年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全部回城。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我几乎没有星期天，没有节假日，有时到了深夜，还有知青或他们的父母找上门来问这问那，只要是和知青搭界的事情，我不管白天黑夜，都不厌其烦地认真接待，仔细办理，广大知青也把我当成了他们的知心人。记得有一位1962年就到苏北一家农场落户的女知青小朱，这时不但她已从青春少女变成了一位中年妇女，还已和当地农场的一位农工结了婚，并生育了3个孩子。知青开始上调时，她已不准备再回常州了。可随着城市知青的逐渐回城，到最后整个农场只剩下她一个知青。这时她才了解到，只要她能调回常州，虽然她的丈夫因为是原来农场的农工，暂时户口无法迁到常州，可她那3个孩子却都可以随母亲的户口一起迁回常州，为了子女的前途，她的思想改变了。可那时已经到了1980年的6月，常州的知青工作已基本结束，好多地方的知青办都已解散了。她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在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找到了我家。我听说是知青的事，不但立即放下手中的家务热情地接待了她，还认真地听取了她的情况反映。第二天一上班我就打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花名册进行查对，并多次到她下放的街道和居委会对情况进行核定，在市知青办和劳动局的支持下，不但迅速为她和她的孩子办好了回城的准迁手续，事后还和劳动部门协商，把她在农场工作的丈夫也安排到城里当了一名临时工，使他们全家都安到了常州。小朱感动地逢人就说：“党的知青政策真好！”到1980年6月底，整个戚墅堰区的1300多名知识青年和下放人员子女不但全部调回了常州，凡符合条件的还都帮他们落实了工作。

　　光阴如箭，日月穿梭，弹指一挥间已经30年过去了。当年朝气蓬勃的知识青年，现在大都已是白发苍苍，他们中有的成了单位的领导，有的当了国家干部，有的做了个体工商户，在家里他们大部分人如今都当了爷爷、奶奶、外公和外婆，我也早已调到天宁区的城建城管部门工作。可30年前那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运动，那些和知青一起工作过的日日夜夜，就像昨天刚发生的事情一样时时在脑海中想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