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钢：头号工程引起的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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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人：黎明原冶金部副部长、宝钢工程总指挥、宝钢总厂厂长
黄锦发原宝钢工程副指挥、总设计师
张民章本报参与报道30年前宝钢开工建设的记者
题记
这是一次跨越时空的对话。
眼前的两位宝钢老人，年过八十，精神矍铄：
———黎明，宝钢发展史上最重要的掌门人，执掌宝钢14年。81岁的他，依然能坚持每天1个小时的晨泳，和蔼目光中透出一丝坚韧，句句话语掷地有声。
———黄锦发，宝钢总设计师。他比黎明年长一岁，保持着设计专家的特有风范，大框眼镜，略显沉思。
对话的另一方：张民章，当年采访宝钢的本报年轻记者，现今也已两鬓斑白，宝钢的故事沉淀在内心深处。
30年，时光荏苒，如今的宝钢，早已鹤立鸡群，有足够的资格在中国钢铁业傲视群雄；
可是，30年前，在那个祖国结束十年浩劫、大病初愈的岁月里，对于建设宝钢时遭受种种争议和宝钢人不断进取、共渡难关的情形，老人们都记忆犹新。
这次对话，就从那段争议不断的日子开始。
“我第一次听到宝钢两个字时，还在西南大山坳里，听到的第一句话———宝钢是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方做出的错误决定。”一开场，黎明笑了笑，“‘错误’不少哦！”
“是啊，从1979年到1981年，我们设计者没有了方向。合同签了，设备运来了，闲置在码头。继续干，要冒风险；下马，则损失惨重，大家左右为难。”黄锦发对当时骑虎难下的情形印象很深———“有段时间，建筑队就地解散了，我们搞设计的竟然还不知道。”
“国家十几个部委领导在上海开会，论证宝钢下马，会议开得很长。”张民章依然能记得当时的会议室和部委领导房间号，更记得激烈的讨论气氛。会上，宝钢顾问委员会首席顾问李国豪大胆地说出一句话：“宝钢的上马与下马，应该先论证后决策。而现在先说下马，再来论证，这是不对的。”
……
翻看1978年12月24日的《解放日报》，泛黄的纸张上记载着两件大事：
头版整版刊登的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二版整版刊登的是宝钢工程开工打桩的消息和题为《新的起点》的社论。
这不是刻意的安排。在宝钢开工消息中，尚没有出现“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字样，但消息和社论开头都这样写道“正当党和国家把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要时刻……”
30年过去了，回望当年的“重要时刻”，就是改革开放的发端之时；宝钢，成为改革开放新起点的写照，也是当时中国投资最多、规模最大并且全套引进国外设备的头号工程。
或许大家会认为，改革开放之后头号工程应该一帆风顺？
不是，绝对不是。
被称为“新的起点”的宝钢，在开工之后就遭到巨大的争议，头号工程一时成为“头号标靶”……
上马，下马
拿着30年前的报纸，黄锦发思绪回到当年：“打桩场面很热闹，那天还没有太多争论，全国15万建设者汇聚宝钢，吃在一起，住在一起，满腔热情投入建设中。”
“1977年通知我从重庆到上海设计宝钢项目时，还仅仅规划建一个炼铁厂。到了上海，说要上两座大高炉，4000立方米一座。规划了高炉后，觉得光炼铁不划算，4000立方米高炉铁水要经长途运输供应上钢的小转炉，就像用大茶壶往小茶杯里倒水，太不划算，于是规划再建三个300吨大转炉和配套的初轧或轧钢机。1978年，在中央和冶金部领导分别与日本新日铁公司多次会晤之后，决定全面引进新日铁的设备和技术，总投资近300亿元，建设规模产钢、铁各600万吨的世界级水平大型钢铁企业。”
快，真的是快。宝钢的技术引进谈判，从询价、报价直至签订合同，前后仅一年多时间，涉及7个国家30多家厂商，100多个专业代表团。前后有2100多批，4500多人来华商谈。最紧张的时候，同时开列了108张谈判桌。有两个数字足以让人惊叹：一是引进谈判13000多场次；二是消化技术资料、图纸达320吨。
“太长时间的闭关锁国，让中国从上到下都太渴望开放了，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宝钢开工的决策才会如此之快。”黎明解释道。
可谁也没想到，起初快速建设宝钢的热情，不到一年之后，就引发了很大的争论。
1979年，宝钢打桩中出现位移问题，加上全国经济调整开始，有关宝钢的争议慢慢传开：
首当其冲的是投资。“300亿元，有没有测算过今后的收益，多少年可以收回投资？”“为什么要全部从日本进口设备，甚至包括不少国内可以生产的设备？”“听说新日铁并没有给宝钢最先进的技术，300亿元是不是打了水漂？”……
还有就是选址。“宝钢选址的地质差，钢桩打下去会位移，整个工厂会不会滑到长江里去？”“上海一无矿石，二无煤炭，全部依靠进口矿石，就等于外国人始终掐住了宝钢的脖子？”
而在上海市民中流传最多的说法是：宝钢离市区不过20公里，一刮风，高炉烟囱的黑烟废气一股脑儿刮到市区，日子还怎么过？
……
于是，在全国人大上，冶金部的领导每天都接受来自全国各地代表的质询，焦头烂额；国务院和各部委领导频频探访宝钢，宝钢总指挥更换频繁，“缓建”、“下马”、“五马分尸”，还要“斩马谡”———形形色色的猜测、各种各样的传言，山雨欲来风满楼。
“那两年，出差坐火车，不敢说我们是宝钢的，否则，旁边的乘客会说我们是‘败家子’。”黄锦发对当时的尴尬深有体会。
一个头号工程，从顺利开工到突然要下马，为什么会有这么大波折？
“不奇怪，一点也不奇怪。当时，国家大病初愈，做什么事情都不容易，何况300亿元的大工程。”两位宝钢老人对于那时的争议，早已不去评判，只是给我们讲了一个现在听起来匪夷所思的故事：
1978年，100多人代表团到新日铁谈判审查，去了快1个月了，没有音信，如断了线的风筝。
指挥部急了，有关方面解释，“我们与国外的联络靠大使馆带信，一个来回要个把月时间。”
“能不能打个电话去新日铁问问，新日铁的技术人员在宝钢，不是天天夜里与日本通电话吗？”宝钢指挥者想到了长途电话。
可这个建议，却难倒了有23个部委、5个省市负责人参加的联席会议，当时谁也不敢与国外直接通话，不敢拍板———“出了问题，谁负责任？”
于是，请示上海市委，请示邮电部、外交部，最后得到的一个答复是“你们可以试试，但要保密，只谈技术，不谈政治”。
就这样，1978年6月21日，宝钢终于打出了第一个民间商务国际电话。一个电话，请示多遍后，整整40多天才敢拨出去。
“想一想，当时打个国际长途电话都这么困难，何况是匆匆上马的300亿元的大工程啊！争论、非议，都是正常的！”
坚持，分步
那两年，任凭外面风高浪急，宝钢指挥部基本保持着一种内部的默契：“建设宝钢，是必要的，已经开工了，就不应该半途而废。”
黎明对当时的数字依然能脱口而出，让人敬佩———“1978年，美国平均2个人占有1吨钢、苏联平均1.8个人占有1吨钢；经济迅速崛起的日本，则是以全国人均1吨钢的绝对优势睥睨全球。而中国，平均30人才有1吨钢。更重要的是，日本50%以上是高附加值的板材和管材，而中国80%却是低档位的钢锭钢坯。”
建设初期太快了，就慢下来，稳妥些，但宝钢，不能停，更不能下马。
于是，对于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宝钢人用事实和科学数据来一步步印证：
打桩移位———宝钢技术人员选定初轧厂两根位移最大钢管桩做试验对象，根据变形曲线分析，两根桩身没有发生任何异常现象，承载值仍无变化。年近七旬的老教授李国豪是国际土木桥梁一代宗师。他大胆断言：只要采取适当措施，位移问题无碍大局，“可以向北京报告，请中央放心！”
设备下马———100多亿元的工程设备已经运抵码头，怎么办？宝钢指挥部科学测算：如果下马，就会让100多亿元打水漂；如果把现有的设备立起来，只需再投入几亿元就地维护，就能够让它们发挥出巨大效益。就地维护，要建仓库，而宝钢的厂房已经建了大半，干脆就把厂房建好后，把设备放进去维护，不更划得来吗。
当时，上海市委常委兼宝钢党委书记陈锦华给党中央写信，言辞真切：“宝钢建设如何下？是叫下马好，还是缓建好？如果不作下马处理，而叫缓建，即在国家给宝钢安排下马必不可少的开支金额内增加几千万元，让宝钢缓中求活。这对于稳定队伍情绪，对于今后的建设，以至对于国内外的影响都是有利的。”
18位宝钢顾问委员会的高级专家达成一致意见：宝钢工程“不上大损失，续建不损失，越拖越损失”，只有“缓中求活”、“退中思进”是上策，分期建设后先把一期工程搞上去，反对宝钢工程“下马”。
就这样，支持宝钢的领导和宝钢指挥者们，以务实、以智慧做好手中的每一件事，迂回地让宝钢渡过难关。
1981年8月，宝钢一期工程复工了，投资建设也开始分步进行。
经过争议之后，宝钢人渐渐明白：办任何事情都要量力而行，与国家的财力、物力、人力相适应，更何况像宝钢这样的特大工程建设项目。从此以后，量力而行，稳扎稳打，成为宝钢日后逐步壮大的保障。
效率，翻身
“现代化，不是买回来的。”这句话，在宝钢的初期，如同悬梁之剑，激励着宝钢的指挥者不敢懈怠。
1983年，身为冶金部副部长的黎明，被派到宝钢，兼任宝钢工程总指挥和宝钢总厂厂长。在他之前，宝钢掌门人的位置上，冶金部副部长前后换了6位。到任之初，一个想法已经形成：国家给宝钢投了300亿元。这300亿，在日本会产生怎样的效益？在韩国又会产生怎样的效益？宝钢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钢铁联合企业，必须要有高效率才能同社会主义中国的宝钢名实相符。
“我当时来到位于雷锋中学的老指挥部，没有开会、没有发言，先是自己在整个厂区走了整整一个星期，在看、在记、在想”，黎明拍了拍身旁的黄锦发，“老黄给我送来了1米来高的文件和资料，真够多的”。
看了一个星期后，黎明在指挥部第一次开会，商讨工程进度。
当时普遍的说法是，宝钢工程将提前1年完工，就是将1985年9月完工计划提前到1984年9月。黎明问，“提前1年完工有没有问题？”施工队负责人拍拍胸脯：“没问题的。”再问，“有没有详细进度计划？”得到的回答是：“没有，不需要的。”黎明叫来计划处，“有没有提前1年完工的详细进度计划？”回答是：“过去有，没有执行，计划是个‘面条裤腰带’，经看不经用。”黎明发难：“没有详细进度，怎能说保证提前1年完成，限定1个月拿出具体进度。”
面对这位经历过鞍钢、攀钢建设的钢铁大将，计划处没辙，认认真真花了1个多月时间，把具体进度安排一算，结果是：不仅不能提前1年，而且要拖期3个月。
“拖期3个月，登报向社会告知。”黎明拍板决定。
“登报，不是自己找麻烦嘛。原本说提前1年，突然变成拖期3个月，让人笑话……”指挥部内有不同意见。
“这不是自己给自己抹黑，这么大的工程，要讲管理、讲科学、讲计划。”黎明态度坚决。
报纸一登，不少宝钢的客户、合作伙伴和建设者都弄糊涂了，一些建筑工人拿着《解放日报》问领导怎么回事。新日铁给冶金部发函：“你们要严肃对待这个问题。”尽管引起了一点风波，但这之后，宝钢的施工建设和生产进度都记牢了一个词———计划管理。
……
张民章说：“是啊，宝钢初期，这样的故事还很多。说是故事，因为不少都出乎意料，可事过多年后想想，又是那么应该。”
———韩国东部制钢是宝钢第一批国外用户，上世纪80年代用了一段宝钢产品后，质量有瑕疵，就不用了。对方说气话：“宝钢只知道‘混’，产品质量有问题，总是说改进改进，可就是没看到动手改。”让韩国东部制钢领导没想到的是，这些激烈批评的话语，几天后出现在《宝钢日报》头版。黎明说：“骂得好，登登报，让我们清醒清醒。用户满意，是企业生存的基石，我们要下大力气改过来。”
———大众汽车桑塔纳采用宝钢钢板初期，质量不稳定，连续4个月没有订货。个别部门领导不以为然：“没啥关系，他们不订有人订，汽车05板工艺复杂，做起来吃力不赚钱。”消息传到黎明耳朵里，他勃然大怒———“这是宝钢建厂以来最大的事故！” 相关领导被撤职，在全厂发起05板事件反思，决心一定要夺回这个用户。从此之后，不忽视每一个产品质量问题，成为宝钢的原则，而如今，汽车板更是早已成为宝钢第一大支柱产品。
———厂里有货运车，渣土洒一路，黎明看到了，让自己的小车司机加速，把车开到前面，横着停下拦住货运车，把司机叫下来训话。第二天，全厂大会点名批评。建厂初期，每逢过年，分鱼、分火腿。上万职工，让指挥部所在的雷锋中学里一股鱼腥味，黎明看了看，“国外钢厂哪有这样的事，从今以后，宝钢不发实物。”
……
就这样，那些一项项或许引发过争议的决策，推动着宝钢稳步向前。
1985年9月，宝钢一期工程30个项目实现了全系统一次投产成功，投产第一年圆满完成设备功能考核任务；1986年，主要技术经济指标全部达到设计水平。宝钢开始渡过初创时的苦楚，走上了茁壮成长之路。
黎明笑了笑：后来，“宝钢二期该不该上马”、“宝钢三期有没有钱干”、“宝钢上钢该不该合并”，其实也都有过不少争议，可一拨拨宝钢人，早已慢慢学会在争议中看清楚、想明白，科学决策，大胆向前。
学会面对争议
如同任何初生之事物一样，宝钢在建设初期经历很大波折，对于宝钢各种各样不同的评价、说法、争议，甚至非议，如影随形，也从侧面激励着宝钢人奋进。
回望改革开放30年，争议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大到重点工程项目、政府举措，小到烫头发、穿牛仔裤、看国外影片，改革开放过程中走出每一步、出现的每一个新鲜事物，都可能饱受争议。
以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争议？宝钢的成长历程，让人能有所感悟。
首先，应该勇敢面对争议。改革开放要不断创新，凡是创新的举动，必定挑战固有的思维体系，触犯原本安稳的利益格局。因此，引起争议，甚至非议，是不可避免的。要创新，就应该对争议有心理准备，勇敢去面对，坚持自己的目标。如果一听到指责声，就马上退缩、全身而退，只能是懦夫。
其次，要学会科学分析，去伪存真。争议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你没有科学对待争议的态度。仔细想想，任何人、任何团体对于新生事物的任何批评，都有背后不同的原因。有时，仅仅是社会上一小部分人反对，大部分人并不了解、人云亦云。有时，新事物新举措初始阶段时并不完善，部分批评声有理有据，是一种鞭策和鼓励，有利于推进工作。因此，听到争议也不要塞住耳朵，听之任之，要学会科学分析，区别对待，要看清大势，着眼于发展。对于争议中有利于工作的意见和建议，虚心接受；不利于改革推进的负面言论，则在充分沟通情况下求同存异，坚持正确方向。
未来征途中，需要我们继续大胆创新、勇于开拓，形成新思路、提出新举措、推进新项目，也必然引发新的争议。学会面对争议，学会在争议中化压力为动力，不断完善自我，勇往直前，是我们未来发展道路上的一堂必修课，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成功的彼岸。
本报记者 丁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