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40条”的背后，记录着长沙国企浴火重生的跨越。陈飞摄

　　题记

　　1995年，长沙被国务院确定为全国优化资本结构改革试点城市，自此开启长沙国有企业改革的序幕。1996年，时任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秦光荣抽调1000名机关干部组建企业改制工作团，正式启动市属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工作；1999年，时任省委副书记兼长沙市委书记张云川派出10个国企改革考察组，赴全国各地学习、考察国企改革经验。

　　随后，由张云川指定时任中共长沙市委政策研究室主任陈泽珲牵头，各相关部门负责人和业务骨干10余人组成一个专门班子，历时三个月，六易其稿，调研起草了全市国有企业改革目标、路径与突破口的政策文本。市委、市政府最终出台了决定长沙市国企改革方向和企业命运的纲领性文件——《关于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问题的意见》，即“29号文件”，俗称“国企40条”。

　　这份“红头文件”的出台，正式宣告“暴风雨就要来了！”

　　风乍起：国企改革箭在弦上

　　二十世纪末的长沙，一向被视作公有制经济“补充”的民营经济异军突起，而曾经拥有巨大优越感的国有企业，却开始显得有些“英雄迟暮”，失落地捂着日渐羞涩的钱袋，期待着一场暴风骤雨的来临。

　　记者从长沙市国资委查询相关资料、档案获悉：2000年初，市属未改制国有企业199户，其中困难企业150多户；在91户国有工业企业中，账面总资产近100亿元，账面经营性净资产仅29亿元，负债率接近100%；在册职工91万人，离退休人员5万多人。

　　1999年11月30日，中共长沙市委、长沙市人民政府出台《关于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问题的意见》（即“国企40条”），提出了“谁投资谁所有、谁积累谁所有”的企业资产处置原则，要求企业实行两个置换——通过产权转让，置换企业的国有性质，解除企业对政府的依赖关系；通过一次性补偿，置换职工的全民身份，解除职工对企业的依赖关系，让职工走向市场。

　　正是在这份“红头文件”的催动下，以“两个置换”为主要手段的长沙国企改革悄然开幕。长沙市成立了国企改革和发展领导小组，市领导强调，除极少数企业需要采取国有独资形式外，绝大多数国有企业都要对原来单一的产权股权进行重组。

　　“国企40条”为多年来缺乏“新意”的长沙国企改革创造了新的空间。长沙的决策者们清楚：50年积累的国企沉疴，正以惊人的速度消耗着国有企业的肌体，不切割体制上的“肿瘤”，原有的工业基础将被轰然拖垮。长沙兴工强市的战略车轮，已经无法承受这样致命的拖累！

　　云压城：长沙冷静面对质疑

　　长沙国企改制从2001年12月开始试点，湖南湘江涂料集团有限公司、长沙通大有限公司、湖南友谊阿波罗股份有限公司相继宣告成立，改变了“国有独资性质”，置换了职工的“全民”身份。

　　国企改革所遇到的困难，突出表现在“钱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市委、市政府要求，市属国有企业的改革不搞一刀切。对资产状况好、市场前景好、有发展潜力的企业，主要实行股份制改造，支持企业做大做强；对债务包袱重、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市场前景不看好的，要积极争取债权人的支持，采取破产方式退出；对暂时既无法进行产权制度改革、又无法筹集改制资金的企业，可通过借支方式，先行理顺职工劳动关系；对改革条件不成熟，企业改制人员安置方案职代会暂时无法通过的国有企业，可实行低保救助政策安置职工。同时，采取财政安排一部分、贷款融资一部分、资产处置一部分等多种办法，筹措改制资金。

　　长沙率先打破传统思维模式、推出以“两个置换”为要旨的国企改制模式，一下子走到舆论的风口浪尖上，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一时间，社会各界对国企改革的“长沙模式”褒贬不一，批评之声也不绝于耳，其影响犹如扔下一颗炸弹。

　　改革是一次必须经历的阵痛。国有企业的职工们更清楚，吃惯大锅饭长成的头颅中，必须植入一种叫做“优胜劣汰”的竞争基因。“两个置换”之后，有人叫好，认为长沙的国有企业改革“政策设计比较严密、操作实施比较规范，改革的进展比较快、效果比较好”；有人质疑，认为这样的改革“导致了国有资产的流失”；有人反对，认为自己“生是国企的人，死是国企的鬼”，凭什么要交出自己的铁饭碗、铁交椅、铁工资？

　　柳暗花明：“长沙模式”迎来机遇

　　国企改革在质疑与非议中一步步艰难推进。长沙的决策者们十分清楚，要解决国企50多年积累的矛盾和问题，决非一朝一夕之功。正是有“29号文件”发挥其指导、规范作用，经历改制阵痛之后，长沙199家市本级原国有企业或破产买断、或兼并重组、或租赁经营、或控股收购……一厂一策、一企一策的改制求生“手术”，让新生的肌体迅速壮大，为长沙工业经济输送血液。

　　改制充分体现了撤退国有资产的初衷：几家企业的资本结构从原来的“国有独资”，置换成国有资本不控股或仅仅相对控股——湘江涂料、通大水泵、友谊阿波罗的国有股，依次仅占6%、21%、36.25%。企业还为职工个人股留足了扩股空间，表达了国有股地位将进一步“弱化”的态势。

　　长沙在国有企业改制攻坚战中打了一个漂亮仗。置换国有工业企业产权，不是国有资产的流失与瓜分。改制使长沙工业经济结构的优化变成现实，新的多元产权体制使资本市场更趋合理，更趋活跃。经过多次调整改革思路，长沙国企改革形成的“长沙模式”，逐步得到政界高层、学界精英和普通民众的看好。

　　浴火重生：国企上演“凤凰涅槃”

　　经过近5年的艰难推进，长沙市国有工业企业用足、用活各项改制政策，通过买断产权、参股、控股、资产整合重组、吸纳多元投资主体、职工自愿入股设立新公司等多种方式，加快了国有资本从一般竞争性领域和中小企业中有序健康退出的步伐，理顺了企业和国家的产权关系。全新的体制环境给长沙工业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改制后的长沙工业经济焕发了新的活力。最显著的标志是，非公有制工业经济释放了巨大的发展潜力。从长沙市工业经济所有制结构看，民营和股份制企业已成为工业经济中最具活力的经济力量，民营和股份制企业从2000年的237户增加到2006年的1594户，其所缴纳的地方税收在整个地税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也由2000年的32%增加到2006年的62%以上。

　　体制一变天地宽。“长沙模式”在外人看来，似乎长沙人是很潇洒地挥手告别了曾经为之自豪、为之奋斗的“激情燃烧的岁月”。其实，作为当事人，长沙人更明白：当自己“全民”的特殊身份光环尽数褪去，除了一丝失落，或许还有一种“新生”的激情与冲动。当改制春风吹拂过后，人们惊喜地发现，产权主体多元化后的新生企业，柳暗花明，生机勃发。

　　回过头看，长沙国企改革的轨迹其实相当清晰：以1993年为界，可以划分为“放权让利”、“制度创新”两个阶段。“放权让利”因其不触及各方利益格局而暂时赢得皆大欢喜，“制度创新”则因为对利益格局的根本性改变而造成悲喜交加，以至前景难测。长沙市国企的改制过程，生动地阐释了企业制度创新的艰难。

　　生机勃发：见证星城国企跨越

　　人们不会忘记，在深化国有企业改制最艰难的时刻，长沙市委、市政府责无旁贷地将这副重担压在肩头。他们知道，处在改革漩涡中的国有企业、企业职工，他们经受的是利益的再分配、再调整，或许不少人会在这场阵痛中失去人生的舞台，失去曾经追求的价值，但他们不能失去自己的理想与信念。

　　长沙市经委党委书记、主任赵跃驷向记者介绍，围绕国有企业改革问题，市委常委会议室和市政府会议室里，熬夜开会的灯光不知多少次迎来黎明的曙光。市领导每周至少主持一次有关国企改革的专题会议。从市委书记、市长以及分管副书记、副市长，到各职能部门领导和业务骨干、企业高层，他们以指挥员、战斗员和督战者的身份，冲锋在改革大决战的最前线。在长沙市国资委办公室的记事本上，这些数据生动地佐证了那段峥嵘岁月——

　　全市召开国有企业改革会议数百次，文件调研起草小组召开的大小会议无数、加班加点的时间无数……这中间的付出，局外人是无法想象、难以置信的。“‘国企40条’调研、起草前后费时3个多月，但我们没有额外拿加班奖金、补贴，常常是困了、累了大家就互相讲几个笑话，来调剂沉重的工作气氛。一份‘红头文件’的背后，记录的就是长沙国企浴火重生的跨越。”赵跃驷充满感慨地说。

　　今天，当我们回过头来审视那些难忘的历程，都会感慨：应该记住“国企40条”在长沙国企改革历史征程中发挥的作用。同样，我们不应该忘记当年为起草“国企40条”付出智慧、汗水的“幕后英雄”们，他们是——

　　陈泽珲，时任长沙市委政策研究室主任，现任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部长；

　　赵跃驷，时任长沙市经委副主任，现任市经委党委书记、主任；

　　佘正林，时任长沙市企业社保局局长，现任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

　　杨兴龙，时任长沙市财政局国资局局长，现任市商务局局长；

　　赵晓军，时任长沙市经委改革科科长，现任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副局长；

　　唐鉴明，时任长沙市财政局工交科科长，现任市政府国资委总经济师；

　　郑若敖，时任长沙市体改委主任，后任市金融证券管理办公室主任。已病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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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方国古有神鸟名‘菲尼克司’(Phoenix，意为凤凰）， 满五百岁后，集香木自焚，复从死灰中更生，鲜美异常，不再死。”80多年前，郭沫若在《凤凰涅槃》中这样写到。而长沙国企改革观念嬗变的本身，就是一个如同“凤凰涅槃”的历程。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邵宁高度评价长沙市国有企业的“两个置换”改革：“长沙的改革力度大、探索性强，在很多方面都表现出一种‘率先’的意义。长沙改革的这种风格，是长沙市委、市政府几届领导人高度重视、不断推进的效应。”

　　让我们铭记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