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次搬家

　　已经退休的薛丽华坐在近30平方米的大客厅里，向记者说起了从1978年结婚到现在30年的4次搬家——

　　“1978年10月1日结婚的时候，我们没有房子，和公公婆婆住在一起。当时的公房没有卫生设施，也没有专门的客厅，尤其是公公婆婆家子女多，一到过年过节，外地的兄弟姐妹都回家了，50多平方的房子挤得满满的，一到晚上，到处都是床。”

　　1982年，薛丽华终于有了自己的家。单位分了一间邮电新村13.6平方米的房子，没有厨卫设施，厨房要到外面与六七家邻居共用；除了烧饭，一家三口从吃饭到睡觉的所有活动都在这一间房里。

　　因为是双职工，工龄又长，单位分房的打分比较高，到1986年，单位又分了一套人家住过的机械新村“七七三”型的中户，40平方米，有厨有卫，两个朝南房间。“在当时是很好的住房了，我们特意定做了一套新家具搬进新家。”

　　4年后，孩子大了，1992年单位又在清潭许家巷分了一套5楼86平方米的房子。“住进这套房子的时候，我们想着，这么好的房子再也不要搬家了。”所以，常州开始房改，第一年优惠售房的时候，就花1万多块钱把房子买了下来。

　　“房子真正归了自己，心里踏实了很多。”但是，没想到住房制度改革后，房子越造越好，小区越建越漂亮，而且老百姓工资高了，有了公积金，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自由地选择心仪的房子。2002年，薛丽华看着身边雨后春笋般冒出的新楼盘，左挑右选买下了离公婆家不远的新天地花苑。这回的房子更大，120多平方，而且带电梯，年纪大了也不怕。薛丽华特别满足：“现在的住房条件完全超出了我们以前的想象，30年前怎么都想不到现在会住得这么舒适。”

　　常州两次成为房改试点城市

　　我市曾经作为全国首批试点城市，率先进行住房制度改革。担任过常州市住房制度改革办公室主任的薛建刚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我市早在1982年就被国务院批准作为试点城市，率先试行住房制度改革，但当时鼓励个人买房的局部试点到1986年后就被叫停。1986年，中央有了先“提高房租、增加工资”的房改新思路后，我市再次成为新一轮房改的试点城市。

　　薛建刚说：“在新一轮住房制度改革中，我市探索实施了四项工作，小步提租，第一次房租从八分六提高到一角六分；提高工资，建立公积金制度，对职工的住房保障逐步变既发工资又分房的二次分配为货币形式的一次分配；优惠售房，公房的所有权属性转变，培育了可以蕴藏巨大活力的房地产市场；还建立单位集资建房、成立住房合作社等多种建房模式。这四项工作，不仅建立了房地产市场，还培育了房地产市场的供应主体和消费主体。”

　　自从1998年国务院出台文件，取消福利分房制度、变福利分房为货币分房后，房地产市场蕴藏的巨大活力很快迸发。原来兵营式排列的灰色水泥墙“新村”，被一个个五彩缤纷、高低错落的“花园”、“公寓”所代替；曾经经典的“七七三”型中户、大户，被动静分离、干湿分离的全明“两室两厅”或“三室两厅”所淘汰。为房奋斗的百姓们，通过“自己攒一点，老房子卖一点，公积金补一点，银行贷一点”的方式，开始到房地产市场寻觅、挑选自己喜欢的房子。

　　2006年10月，常州提前实现了“农村人均住房面积40平方米和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30平方米”的“住房小康”目标。

　　2010年“人人有房住”

　　我市在推动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同时，扎实构建了从商品房、经济适用房到廉租房的三级住房保障体系，让困难家庭同圆安居梦。我市从1999年实施的廉租房制度，为4100多户困难家庭解决了住房困难。

　　2007年5月，我市出台了《常州市市区住房保障规划》，从2007年至2011年，在5年时间内解决28000户主城区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困难，其中廉租房保障目标8000户。市长王伟成今年5月份听取住房保障工作的汇报后提出：要在4年内全部完成5年住房保障规划，让中低收入家庭早日圆上住房梦，提前实现人人有房住的住房保障目标。

　　今年我市扩大廉租房实物配租的比例，市房管局举行第二批廉租住房实物配租抽号选房活动，又让327户低保、特困无房家庭告别居无定所的生活。

　　本报记者 周瑾亮

　　男家政的“幸福”

　　张产良今年55岁。1973年知青下乡。1982年回城进工厂，2001年下岗后，他和家人转变观念，第二年就当上了我市第一位“男保姆”。6年来，他诚心服务越干越欢，每月能挣3000余元，反比下岗前倍了三倍。二十多年前自行车上合影的女儿，如今也已当妈妈。老张抱着外孙女，感到无比幸福。刘克林文赵志清吴佩峰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