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自力

　　家里那本老户口簿的附页上，对我仅有两行字的记载：

　　1970年4月，黑龙江爱辉县插队，迁出；1982年7月，黑龙江大学毕业，迁入。

　　简单的记载，讲述的却是一个人的经历，一个时代的巨变。

　　上海，把一个实际上只有高小学历的我“送”到中国的边境，在那里务农八年；黑龙江，却花了四年时间，把一个有大学本科学历的我“还”给了上海。

　　和我有相同经历的同学，常把这十二年笑称为我们的“八年抗战，四年解放战争”。

　　生命的拐点就发生在30年前。1978年，不仅是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拐点，也是转变许多知青人生的拐点。

　　那年，知青大返城开始，而我们几个上海知青为了完成“大学梦”，留在农村作最后一“搏”。心里想：搏成了，进高等学府当天之骄子，搏败了，就回上海进里弄加工组糊纸盒子。

　　初试、复试，然后在烦躁的夏天里紧张地等待最后的“命运宣判”。

　　母亲在上海不放心，趁到哈尔滨出差的机会，赶来看我，说凡是自己儿子待过的地方，她都要去看看。

　　老乡们从来没见过上海知青的家长，一个劲地问我：你大姐来啦？母亲微笑：谢谢你们照顾孩子。

　　巧得很，她来的第二天，分数下来了，得知我在全县文科考试中总分居第二名，母亲大笑：托邓小平的福。

　　她放心地走了，在汽车站，拐进通道，连头也没回。

　　在这个生命的大拐点之后，30年来改革开放的深入，不断推出以人为本的新政策，为人们提供了大大小小的各种机遇。

　　和我一样的不少知青大学生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打”过长江回到上海，跳槽应聘寻找事业，出国留学展示才华。

　　我至今珍藏着一张照片，那是公社里参加高考的上海知青来看我母亲时的合影。这里有考到上海同济、上海交大、哈师大……毕业后在上海电视台、上海劳动报、上海教育学院……后来又留学美国、日本……

　　看着泛黄的照片，想起当年裹着破棉袄，腰系铁丝绳，浑身黑泥巴的生活，我常常会忍不住摸一下自己的额头：洪福高照，幸好那个拐点在我年轻时到来，如果晚十年，不仅户口簿上的一出一入将会改写，而且我们的生命历程都将难以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