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星言

　　30年前，老妈为我上了第一堂胎教课，内容是中学语文。

　　那年正是改革开放第一缕春风吹来，中国教育百废待兴，迎来成人教育的春天。爸妈新婚燕尔，决定携手考大学。

　　老妈在参加上海市首届成人电视中学业余文化补习的第一堂课上，发现自己怀孕了。但她不顾妊娠反应，坚持每晚两个半小时收看电视教学，我在娘胎中也接受了语数理化的启蒙胎教。 1980年我出生那天，“老三届”的爸爸考上全脱产的上海电视大学电子技术专业。 1985年，老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电大中文系。

　　老妈难得抽空给我讲故事，也是复述世界文学名著里的经典情节，书柜中的课本和辅导书成了我的课余读物。当别的小朋友还在学拼音时，我已经习惯捧着厚厚的外国文学史一知半解地当故事书来读。

　　老妈一直开玩笑说，正是她和老爸那段时候“笨鸟先飞”的刻苦学习精神影响，以及长期陪读的潜移默化，我从胎教开始就得到熏陶，为我如今的职业打下基础。

　　事实上，得益于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成人教育和电视教育的传播和熏陶，无数个像老爸老妈这样的有志青年圆了大学梦，而无数像我这样的小陪读生也因此奠定了最初对求知的热情。

　　陪读故事的结局，是我最终也考入了华东师大文基班，并选择了妈妈年轻时梦想而未成真的职业——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