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牧(1914-) 1932年入党，1975年后历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等职。1988年当选为第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 谷牧一人扮演着多个角色：他既是开放政策探索者，又是政策的推行者；对地方，他是中央的决策者，在中央，他是前线的指挥官

　　1979年9月，时任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主任的谷牧赴日本，敲定了改革开放后的第一笔外国政府贷款，他成为日后大规模利用国外贷款的先行者。“我奶奶在电视里看到了，拿拐棍敲着地板说：汉奸，汉奸。”谷牧的儿子刘会远回忆。“他做这一切靠的是理智。”刘会远说，“走上改革开放之路，是专家型官员的必然逻辑。”

　　1978年之前，分管对外开放工作的副总理谷牧还从未踏出国门。那时他对“资本主义世界”的印象停留在苏联人列昂节夫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材上。而到1988年时，谷牧已穷十年之功，为中国经济由固步自封转向融入世界打下了基础。

　　十年间，谷牧一人扮演着多个角色：他既是开放政策探索者，又是政策的推行者；对地方，他是中央的决策者，在中央，他是前线的指挥官。

　　他所达到的高度和遇到的挫折，隐喻着此间中国在开放初期对世界的微妙态度，以及两者间关系的变化与调整。

　　谷牧（左）参观毛主席纪念堂画展 任晨鸣/摄

　　震动：考察西欧带来的“紧迫感”

　　1976年，“四人帮”被擒。在尘埃落定后的宴会上，谷牧喝下二十多杯茅台，创下个人历史最高纪录。谷牧一生中最痛苦的日子结束，他感到了“国家将兴”的希望。

　　1978年5月11日，“真理标准”一文已见诸报端，但尚未震动全国。第二天，中央派出的西欧考察的第一支队伍抵达法国，分管经济工作的副总理谷牧正是该团的负责人。

　　这是谷牧第一次出国。在回忆录里，他仅用“紧迫感”简单地表达了当时的心情，但考察团已被中西间真实的落差所震动。“已不是我们从苏联列昂节夫《政治经济学》上获得的那些老概念了。”谷牧说。

　　当然，另一方面，谷牧也看出中国市场对西欧各国的诱惑。副总理谷牧受到各国总统和总理们的会见和宴请，这出乎他的意料——若按照国际交往对等原则，此行的会谈对象可能也是副总理一级的官员。在西德，巴伐利亚州州长卡里在宴会上表示，愿意提供50亿美元的支持，无需谈判，握握手即可。当谷牧离开丹麦时，代首相在机场送行时说：你要到大国访问了，不要忘记我们小国。

　　蓝图：三份考察报告奠定改革雏形

　　6月6日，考察结束，谷牧回国，与考察团成员合力撰写提交给中央的考察报告。

　　谷牧在写回忆录时找出了这份报告，其中的大部分设想早已变成现实。

　　“我们应当把欧洲当作争取第二世界的一个重点地区，进一步加强工作。”该报告认为。谷牧提出：为了更大规模地引进国外技术设备，要有灵活的支付方式；在外贸体制上，应给地方、各部以一定的权力；必须进行科技为主导的工业革命；加强技术交流，尽可能多派留学生到国外学习。

　　那一年，另外两个出访的考察团也向中央提交了报告。

　　其一受谷牧委托南行港澳。该团的报告大胆提出对有条件的地方，“有必要实行某些特殊管理办法”。

　　另一支由李一氓、于光远等人带队，去了罗马尼亚与南斯拉夫，考察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间的兼容性，也包含了丰富的政治内涵。

　　学西欧的科技，引港澳的资金，参考南斯拉夫计划与市场并行的经济体制。三路人马，三份报告，奠定了改革开放初期政策思路的雏形。

　　实践：开放前线总指挥

　　考察报告首先得到了老帅们的支持。在汇报会上，叶剑英说：“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是一面镜子”，“出国考察，就是照镜子，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聂荣臻会前把报告看了五六遍，他说：“引进什么，从哪个国家进，应该拍板了！”李先念也说：“要利用西欧这个力量。”

　　汇报会后，邓小平找谷牧谈话，说：引进这件事反正要做，重要的是争取时间。

　　7月6日，国务院召开关于现代化建设的务虚会，有关部委的负责人悉数参加。在会上，谷牧再次强调说：一定要解放思想，开拓路子，再也不能贻误时机了。

　　这次务虚会一开就是两个多月，“对利用西方国家的贷款和吸收外商投资基本上形成了共识。”谷牧回忆。

　　共识形成之后的11月10日，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再为日后被浓墨重彩书写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夯实了基础。

　　1979年5月，谷牧亲赴广东、福建两省。二十多日的调研结束后，他勾勒出了特区政策的轮廓：经济计划以省为主；赋予这两省较多的机动权；财政上划分收支，新增收益较多地留给地方；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各划出一定区域办出口特区，优惠税率，吸引外资，发展出口商品的生产。

　　时至今日，这些最初政策虽已几经调整，但其内核却从未改变。

　　随后，谷牧出任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主任，着手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这是中国第一部利用外资的法律，吸收外商资金从此有了法律保障。

　　坚持：现实比信心走得更远

　　“你们上了特区这条船，就不怕船翻了？”自1981年第四季度广东、福建走私贩私愈演愈烈以来，改革派开始受到类似“忠告”。一位中央领导从深圳回来后说：除了五星红旗还在外，别的什么都没有了。

　　情绪的弥散拧成了一股势力。1982年，中央将两省的负责人召集来，专门讨论这一问题。在这次座谈会上，一位领导要将《旧中国租界的由来》作为附件一并下发。在这篇文章中，特区被与清末上海的租界相提并论。

　　谷牧明确表示反对：“这样做徒自造成思想混乱。”但文件还是下发。“街头巷尾那些是是非非的议论随它去，我还是要坚持把这桩事向前推进。”人心不稳时，他曾对下属说：不论出什么问题，板子不会打到你们身上，只算我一个人的账。“父亲的性格里有一种内在的强势。他认为对的，一定坚持。”刘会远说。两年后，谷牧在指导开发海南岛的工作时，这种性格又一次凸显。

　　当年3月，在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上，有海南省官员对谷牧的发言不满。休会时，他们问谷牧：“为什么不讲海南20年赶台湾？”

　　自“大跃进”后，谷牧一直对狂热保持着警惕。“这是桩很大、很复杂的事情，要经过认真分析主客观条件，详细论证，才能组织实施。”谷牧说，“要求急了，不可行。”“父亲曾深受周总理的影响，专业干部必须坚守原则是周总理的政治遗产之一。”刘会远说。“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谷牧在给汕头题词时曾引用北宋改革派王安石的诗句。其中冷暖，怕只有饮水者自知。

　　1988年，谷牧年事已高，即将离开国务院领导岗位。当年3月，在沿海地区对外开放工作会议上，谷牧说，外向型经济在沿海地区将会变成活生生的现实，“我有这个信心”。

　　这次报告被视为谷牧的“告别演说”。在谷牧告别之后的20年中，中国已逐步同世界经济融为一体，密不可分。这足以告慰谷牧的努力：现实比他的信心走得更远。

　　（部分资料来自即将出版的《谷牧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