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18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是1949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重要转折。这是邓小平同志在全会上讲话。新华社发

　　1976年，清明节前后，群众在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一位青年在演讲。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撤销中央发出的有关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新华社资料图片

　　十一届三中全会于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在北京举行。图为12月22日，陈云、邓小平、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自左至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新华社资料图片

　　1978年，12月18日。

　　戊午年十一月十九。

　　在北京京西宾馆，169名中央委员，112名候补中央委员，和9名列席者，召开了5天的会议。

　　和以往的党中央会议一样，这次会议也有自己的序列：十一届三中全会。

　　而和以往会议不一样的是，她将新中国的历史划为两个迥然相异的时代：“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12月22日，冬至。

　　这一天，北京距离太阳最远。但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闭幕却让每一个中国人心头都暖洋洋的。

　　从此，中国重新奔驰于正确的轨道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成了全国媒体使用最频繁的状语。

　　时至今日，13亿中国人仍然沐浴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时代语境里。

　　肯定“真理标准”大讨论

　　解放思想30年与时俱进，小平南巡讲话突破禁锢

　　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

　　斗下去，还是活下去？1978年，中国人不得不追问自己。

　　1978年，新中国成立29年来，北京街头，每一块适合的墙面上，大字报贴来撕去。人们却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和方向。

　　在广阔的农村，超过四成的农民吃不饱肚子；无数的城镇，家庭主妇为买一斤猪下水，就要排起半天的长队。

　　那一年的12月18日，距离冬至还有4天，朔风从更北的北方奔来，劲吹北京的每个角落。

　　这一天的晚上，京西宾馆，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幕。此前，召开了长达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因会期紧迫，三中全会采取了集中阅读文件的办法。在京西宾馆老服务员的回忆中，那几天晚上，不少房间的灯一直亮到半夜。

　　事实上，中国已经等不起了。

　　当时，刚刚结束文化大革命，百废待兴。在农村，数亿农民的人均口粮不到300斤；而城市的工厂，也因多年的政治运动陷入半瘫痪状态。

　　而此时的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步入第二个“黄金时代”后，正在掀起新科技革命的浪潮，韩国、新加坡等基本实现经济起飞。

　　在这次会议上，一个关系中国未来的哲学问题已经不再是问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真理来自于领袖，还是来源于实践，之前已争论半年有余。

　　多年的政治运动，使很多人相信，领袖的“最高指示”不能质疑。于是，有了“两个凡是”。

　　十一届三中全会“高度评价”了真理标准大讨论。以“真理标准大讨论”为标志的第一次思想大解放，在哲学领域为极左路线釜底抽薪之后，这个国家的运转开始回归正常和理性。

　　30年来，解放思想也一直在与时俱进。

　　“辞职”、“下海”、“承包”、“万元户”、“个体户”、“股份制合作”……一个个逐年变化的“热词”，镌刻着时代烙印，让人感受到改革带来的观念大解放。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突破了凡事都问姓“社”姓“资”的禁锢；之后，第三次和第四次思想大解放，都着眼于实事求是、理论创新，克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至今仍余音未了。

　　平反冤假错案一扫阴霾

　　肯定天安门事件，永远废止专案机构审查干部

　　会议指出，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的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会议审查和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同志所作的错误结论。———《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

　　在人事安排的同时，十一届三中全会认真地讨论了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也讨论了文化大革命前遗留下来的某些历史问题。

　　会议宣布1976年4月5日的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运动”，决定撤销中央发出的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

　　会议还提出，将“坚决地平反假案，纠正错案，昭雪冤案”，被写入会议的被平反者，包括彭德怀、陶铸、薄一波和杨尚昆。

　　会议认为，“过去那种脱离党和群众的监督，设立专案机构审查干部的方式，弊病极大，必须永远废止”。从此，结束了党内多年“人整人”的乱局。

　　拨乱反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从1978年到1985年的7年间，中央平反冤案、纠正错案。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共平反纠正了约300多万名干部的冤假错案，47万多名共产党员恢复了党籍，数以千万计的无故受株连的干部和群众得到解脱。

　　平反和纠正伸张了正义，还历史一个公道，让中央的权威和决策深入人心。同时，数以千万计的“地富反右坏”及其后代，终于可以抬起头来做人。

　　三中全会召开的那个冬天，15岁的方永刚在辽宁省建平县高中，每天苦读到深夜。这位富农的后代，在20多年后成为宣传党的创新理论的标兵。

　　方永刚说，不是邓小平恢复高考，十一届三中全会为他家的历史问题摘帽，他只能是一个终老困苦于山沟的农民。“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那天，是我的政治生日。”全中国，有同样经历和想法的，何止方永刚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