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上海12月18日电（记者杨金志、刘丹）以襄汾溃坝事故和三鹿问题奶粉事件为标志，“问责风暴”在2008年显现出鲜明的特色，问责范围之广、问责级别之高为近年来所罕见。与此同时，人们已经越来越关注行政问责的制度建设。

　　溃坝事故和三鹿事件的“标杆意义”

　　9月8日，山西襄汾发生尾矿库溃坝特大事故，200余人遇难。更为恶劣的是，相关基层干部刻意隐瞒事故原因和死亡人数。事故发生后不到一周，党中央、国务院对山西“9·8”特别重大尾矿库溃坝事故负有领导责任人员作出严肃处理：鉴于对事故负有领导责任，依据《国务院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和其他有关规定，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同意接受孟学农同志引咎辞去山西省省长职务的请求。在对襄汾溃坝事故的处理中，山西省副省长张建民以及临汾市、襄汾县的主要党政负责人，均被免职或停职。

　　很多人已经注意到，因襄汾溃坝事件辞去山西省省长职务的孟学农，曾在2003年非典事件后请求辞去北京市市长职务，北京市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当年4月22日通过了接受其辞职的决定。一位正部级官员两度辞职，在新中国的历史上并不多见。上海政法学院专家汤啸天表示，要用正确的权力观来看待此事，“一位官员因自己管内出了重大事故而引咎辞职，是对领导责任的正确担当，并不是丢人的事情；相反，如果出了事情还‘赖’在位子上，这才是真正的丢人。”

　　与此同时，2008年9月，随着三鹿问题奶粉事件的调查逐步深入，问责的脚步也步步“紧逼”。9月下旬，党中央、国务院对三鹿牌婴幼儿奶粉事件有关责任人员作出严肃处理，依据《国务院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等有关规定，鉴于在多家奶制品企业部分产品含有三聚氰胺的事件中，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监管缺失，对此，局长李长江同志负有领导责任，同意接受李长江同志引咎辞去局长职务的请求。在此前后，石家庄市委书记吴显国、市长冀纯堂，以及该市分管畜牧、食药监、质监等部门的负责人，均被免职或辞职。

　　除了溃坝、三鹿问题奶粉事件之外，无论是河南登封市矿难、云南阳宗海污染事件，还是瓮安群体事件、重庆出租车停运事件等，我们都能看到相关领导干部被免职、停职、警告的名单。

　　问责必须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

　　在溃坝、三鹿事件的处理过程中，人们都能看到《国务院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的影响。翻开规定，第十五条赫然映入眼帘：“发生特大安全事故，社会影响特别恶劣或者性质特别严重的，由国务院对负有领导责任的省长、自治区主席、直辖市市长和国务院有关部门正职负责人给予行政处分。”孟学农、李长江的引咎辞职正是严格按规定办事的结果。

　　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内，着力于官员问责的制度建设，大批相关条例、规定紧锣密鼓地出台：2001年，国务院颁布实施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2003年，中共中央颁布党内监督条例和纪律处分条例。特别是2004年发布的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是我国第一部专门对领导干部辞职进行规范的文件，条例列举了官员应当引咎辞职的9种情形，把官员应当问责的内容基本上涵盖。同时，条例对因公辞职、自愿辞职和责令辞职也作出了详尽规定。

　　华东政法大学行政法学专家邹荣指出，2008年的“问责风暴”是中国政治文明发展的一个特定历史阶段。近年来，我们不仅看到了“问责风暴”，还看到了“审计风暴”“反腐风暴”。而对于建设责任政府、服务政府、法治政府而言，仅有“风暴”是远远不够的。任何“风暴”都无法长久，只有加强制度建设、严格执行制度规定，才能带来政治文明的持续进步。在已有制度建设的基础上，当前亟须做的是，通过进一步健全完善制度，加强制度的执行力度，促进问责的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

　　 从“问责风暴”到“问责文化”

　　上海大学教授顾骏表示，制度的约束是一种硬约束，而通过2008年的“问责风暴”和问责制度建设，我们更需要形成一种“问责文化”。“一方面，要让上上下下所有的官员都意识到，做官应对社会、对民众负责，必须怀有敬畏之心，时刻警惕悬在头上的‘问责之剑’；另一方面，要加强来自人大、政协、群众、媒体等方面的全方位监督，形成广泛的社会压力，让问责无处不在。”

　　专家表示，在其他一些国家，问责已成为一种基本的监督制度和处理方式，有关各界运用问责，对官员进行监督，形成有效的社会压力，这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因此，在责任事件发生之后，以主动请辞下台的方式承担责任，已成为很多官员不得不为之的选择。对于这种问责文化，我们有必要吸取其有益成分。

　　顾骏说，在健全的问责文化下，不仅是责任事故的直接责任人必须问责，负有领导责任、道义责任、政治责任的官员也需要问责；不仅是问题官员要问责，政绩平庸、群众不满意的干部也要问责。当前，只有加快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才能让“问责文化”扎根。

　　顾骏进一步表示，“问责”说到底是一种事后追惩，最好的做法应该是健全事前预防机制。“在今后的日子里，要想避免像三鹿奶粉事件、襄汾溃坝事件和瓮安群体事件等类似问题的发生，关键就在于需阳光行政、依法行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