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这意味着，珠三角的改革事业再次纳入了国家整体战略的范畴，广东将迎来改革发展的新纪元!

　　携30年改革先行经验的广东站在了历史的十字路口，但果敢的选择已然做出，那就是继续解放思想，告别传统的发展模式，在科学发展的大道上奋勇争先。奋勇争先是中央赋予广东的特殊使命，也是30年广东改革的宝贵经验。以特区设立为标志所开启的一系列改革，无一不是当时激荡风云的创举。但在改革几乎用同一种姿态行进30年的时候，改革推进的条件、社会基础等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改革的航船驶入了深水区，一些关键领域的改革却仍未实现突破。中央把珠三角区域的发展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并不是对其改革地位的重复叙说，而是对珠三角这一关键经济增长极实现科学发展、引领新改革航向的重要期许和重大举措。

　　在走过改革30年的艰辛历程之后，我们收获了几乎翻天覆地的变化与成功，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困惑:是继续在过往改革的深水区摸着石头过河，还是冲破重重阻挠、在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引的改革新路上勇敢迈步?答案是明晰的。但答案的明晰和现实并不尽是一回事。新的改革和旧的改革定有着诸多分野，但仍有着诸多交集。我们始终是站在30年改革的基础上展开下一阶段改革的行程，这注定了新的改革必将遭遇阵痛，尤其是两种发展模式的选择发生冲突的时候。珠三角区域是前30年改革的先行者，也是阵痛最早的经历者。作为一个区域经济概念，“珠三角”在中国独领一时风骚，缘于其创造的财富神话，为中国贡献了“顺德模式”、“南海模式”、“中山模式”、“东莞模式”，创造了“深圳速度”、“珠海现象”。但近年来，传统发展观的弊病在珠三角逐渐显现:产业层次总体偏低，产品附加值不高，资源环境约束凸显等等。珠三角所遭遇的很多问题是先发性问题，先发性问题需要先发性政策、先发性战略来化解。

　　对于改革者而言，化解问题本身就是一场大机遇，关键是以什么眼光来看待问题，以什么路径来疏导问题。在改革初期，化解当时的问题主要是把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所以要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到了今天，发展仍然是硬道理，但发展观却发生了质的变化，这个发展是基于科学发展观的发展，是涵盖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诸领域的综合性发展。率先解决珠三角所面临的发展难题、体制难题、社会难题，就是为解决我国的一系列改革难题做试验，以此破冰“搅动”全局。这就是说，珠三角区域的改革将不再仅仅围绕经济层面展开，而要涉及更多范围，是具有全局意义的改革。这种改革只有上升到国家层面，给予一些先行先试的灵活政策和权限，才能够有效推进。从这个意义上说，赋予先发政策、利用先发优势、在科学层面展开综合改革的大试验，就是国家战略付诸珠三角的关键缘由，更是珠三角肩负的新的历史使命。

　　当前，国际金融危机正深刻地影响着世界经济秩序，作为我国对外开放的门户区域，珠三角及时对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不仅是广东加快改革发展的需要，也是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抓住世界经济调整契机，从而更好地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的需要。这将有利于我国提高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将对外开放的水平提高到崭新的层面，告别世界经济秩序规则的被动接受者角色，跃升为规则制订的重要参与者。如果把珠三角战略规划以“战争”术语来形容的话，在前一波从“小米加步枪”的计划经济时代进入到具有市场经济色彩的“机械战”时代后，新的规划将是从机械战进入到海陆空现代化电子协同作战、乃至于参与国际联合军演的重要部署。换言之，实施珠三角战略规划就是一场赶超发达经济体、实现更高级别现代化的改革攻坚战。

　　珠三角毗邻港澳，在长期的发展格局中对周边地区具有较强的辐射力，这种辐射力不仅仅是经济资源的辐射，还是改革思想、改革体制和改革经验的辐射。把珠三角的事情办好了，对全国改革大局而言，将提供一个动力强劲的火车头和推动器。因此，珠三角发展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不只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问题，还是中国改革的列车驶向何处去的问题。中央把新阶段改革火车头的重任又一次地交付给广东，这既是对广东30年改革成绩的肯定，也是对广东未来改革的充分信赖。我们唯有兢兢业业、扎实肯干、锐意创新，才能够完成这一重大历史任务，也才能够让珠三角实现科学发展的再度崛起，为中华民族的繁荣复兴贡献南方的力量。

　　使命是光荣的，任务是艰巨的，责任是重大的。只要我们牢牢抓住新的发展契机，发动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到改革中来；只要我们不断地解放思想，给予改革者宽松的改革环境；只要我们坚定科学发展的信心，明晰科学发展的道路，我们就一定能够在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开创新的改革局面，在波澜壮阔的改革史篇中书写新的传奇。再过30年，又将是一曲激昂人心的“春天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