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底，随着陈凯歌的电影《梅兰芳》上映，沉寂已久的梅兰芳，连同京剧，一起随之摇曳生姿，风风火火起来。舞台上，有另一出话剧《梅兰芳》接着把孟小冬拽出来惊艳;书店里，有摩肩接踵不怕撞车几十本关于梅兰芳的书在热卖;报端间，研究出土文物一般挖掘梨园界尘封往事，铺陈连载着梅兰芳和孟小冬的旧情恩怨。据说，就连梅兰芳故居和早非孟小冬的旧宅，都开始门庭若市。随之而起的，一直被人们冷落的京剧也跟着笑逐颜开，红火起来。也许是巧合，央视的京剧全国青年演员大赛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大型新编史诗京剧《赤壁》，由在奥运会和残奥会上火了一把的舞蹈导演张继钢跨界导演，正在做声势浩大的宣传，阵容强大，制作豪华，铜雀台盛景，火烧赤壁壮观，其布景装置金碧辉煌格外恢弘。

　　近些年来，即使是新派昆曲《牡丹亭》闹腾得风生水起的时候，梅兰芳和京剧也从来没有享受过这样的热闹，享有如此乱花迷眼的殊荣。

　　当然，让那么多的人对于传统京剧和艺术大师重新点燃起热情，从而引起大众的关注和喜爱乃至投入，并非坏事。不过，热闹和热爱，一字之差，并不是一码子事。如今的热闹景象，并非都出自对于梅兰芳和京剧的热爱。而投入真诚以回归艺术，和投入金钱以回报金钱，更是两回事。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坊间对梅兰芳的关注，不少是出于对“梅孟之恋”的关注，多少与窥探私欲看热闹的小市民心理相关，与上世纪三十年代小报的热衷相比，也并没有走出多远。好奇心没有什么错，但梅孟一下子成为人们垫牙的说辞和时尚的点缀，与京剧艺术本身却是相去甚远。

　　而舞台的美轮美奂声势的热闹，和传统京剧也相背离。稍微懂得京剧历史的人都知道，京剧的魅力，在于以少胜多，在于舞台上虚拟世界的营造，而不在于实景搭制的金碧辉煌和人海战术的泛滥。好的演员，好的剧目，在于能够驾驭舞台上之极简主义，哪怕只有几把桌椅和一道帷幕，也能够调动起五湖风雨，万里关山，在咫尺之间创造无限天地，那才叫本事和艺术。京剧的创新要在京剧基础之上，而非表皮。正如雪花的美丽，恰恰在于自身的白一种颜色，而不在于外表涂抹的五颜六色。

　　为什么会出现如此的背离?梅兰芳也好，京剧也罢，都曾经是我们民族的骄傲，也曾经被我们冷漠，为什么现在借助一部电影，就立刻从冷拼到热炒，热闹闹地迅速置换成了文化消费的一种符号和筹码?

　　我想用美国大众文化研究者约翰·费斯克(John Fiske)教授曾经举过的例子来说明，因为他似乎具有先见之明，正好针对今天我们的现实。美国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末，风靡一时的电影《绿野仙踪》女主角的扮演者朱迪·加兰，在电影里本来是一个穿着方格子条纹布衣裳很普通的美国邻家女孩形象，却被媒体和大众重新塑造成一个化装舞会上的另类形象，而这个形象则是为了吻合那时美国生活的现实，方才移花接木地迅速成为反叛社会的一种符号。费斯克指出:“大众文化必然是利用‘现成可用之物’的一种艺术。”可以说，梅兰芳正是今天我们的朱迪·加兰，一个“现成可用之物”。而梅孟及京剧的火暴现象，正是费斯克所说的媒体与大众合谋的“撕裂”和“外置”下的大众文化现象，是既有其文化又有其商业意思在内的，其消费指向格外明显。说白了，梅兰芳不过成为今天我们要点成豆腐好去卖个大价钱的那一碗卤水。

　　最能够说这一点的，是这样的一个意外之笔:即将到来的圣诞节，也要和梅兰芳链接一起。看，价格明摆在那里了，一顿圣诞大餐880元，邀请梅葆玖、叶少兰、李宏图、朱强、胡文阁等京剧著名演员，现场伴吃献唱。鲍鱼、海参、火鸡敞开吃，京剧名家名段尽情听，外带还可以抽取高额神秘大奖。其赫然打出的醒目招牌，就是“中国京剧泰斗梅兰芳之子梅葆玖，倾情出演中国京剧圣诞晚会”，说到底，还是要打如今最流行的梅兰芳这张牌，借助的还是这个“现成可用之物”。

　　看来，挡得住日本侵略者而洁身自好保存京剧的一份尊严，要在文化消费大潮之中也能够挡住“撕裂”和“外置”的侵蚀，并非易事。

　　当然，你可以说，过去京剧也有过堂会，中国京剧圣诞晚会不过就是一个堂会，没什么大惊小怪的。可过去堂会是艺人为了生存的一种无奈的演出形式，那是往后走。再往后走，京剧还有过佐酒赔笑花繁事盛的“堂子”呢，包括梅兰芳在内的许多前辈京剧大师都曾经在“堂子”里无奈地待过。还能够再往后退吗?

　　都能够挣钱，都为了挣钱，但能够这样毫不介意地甩着水袖，优雅地节节后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