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 （记者/黄超）“经济特区特别是深圳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要制定综合配套改革总体方案，有序推进改革，允许在攻克改革难题上先行先试，率先在一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新突破。”昨日，国家发改委制定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以下简称《纲要》）正式公布，深圳作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地位也终于得到明确。

　　历程：深圳获批“新特区”的背后

　　自从2006年上海浦东正式成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以来，天津滨海、成渝、长株潭城市群、武汉都市圈相继跻身这一行列。“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从一诞生就吸引了全国的关注，被称为区别于深圳、珠海、汕头等“经济特区”的“新特区”。在广东范围内，2007年初，广州开发区和深圳都在积极申报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而在全国范围内，还有许多省市虎视眈眈地盯着这一“招牌”。

　　长期关注国家综合配套改革的金心异对记者表示，这张王牌意味着中央先行先试的授权。专家分析，“新特区”的吸引力正在于以“试验”的名义向地方让渡了中央的部分职权，使地方能在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探索中拥有更大的自主权。

　　上海、天津，包括中西部的城市都获得了国家发改委的改革授权，而作为全国第一个经济特区的深圳却一直苦苦没有等到，失落的情绪在深圳政界、学术界和民间蔓延。一度有专家呼吁，深圳应该积极去争取这顶“帽子”。今年深圳“两会”期间，致公党深圳市委会提交了《关于“以深港更紧密合作为抓手，大胆推进深圳综合配套改革”的建议》，喊出了自觉担任“综合改革配套试验区”的口号。

　　这份长达4300多字的建议认为，深圳由于未获得明确的“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称号，因而对于“综合配套改革”的热情不够高，改革的阻力则越来越大，一些改革方案的推进遇到阻力，比较缓慢。该建议对影响深圳推进综合配套改革的因素、存在的问题、解决的对策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分析，对深圳推进综合改革的突破口、定位以及所需的体制机制等方面提出了见解和建议。

　　实际上，深圳很多专家的意见和这份建议保持了高度的一致。“其实温家宝总理早就说过，经济特区自然就是综合改革配套区。”深圳社科院杨立勋教授告诉记者，所以深圳虽然没有“新特区”之名，但是实质上已经在进行各种综合配套改革的试验。“深圳一直按这一标准在推进改革，本身并未受影响。”深圳职业技术学院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査振祥表示。

　　 意义：加冕“新特区”成28年的拐点

　　“此次国家发改委授予深圳这一称号，对深圳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杨立勋听说这一消息时，显得相当振奋。

　　杨立勋表示，深圳获批应该视作从单兵突进向全方位改革，从浅层次改革向深层次改革，从摸着石头过河的经验式改革向科学改革的标志，是28年的拐点。“以前国家没有明确给深圳综合配套改革的任务，深圳可以做也可以不做，现在有了‘帽子’，深圳就必须认真研究、落实了，开始从自发向自觉性改革转变。”査振祥分析道。

　　28年来，深圳在经济领域中杀出一条血路，创造了令世界惊叹的奇迹，但是在其他领域的改革却相对比较滞后。杨立勋评价说：“28年来的改革，经济改革基本上到位了，很多领域已经触及，但是改革的硬骨头必须靠行政体制、社会管理体制改革才能推得动。”

　　在今年席卷南粤的解放思想中，汪洋书记在深圳提出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示范市的新定位，成为深圳新的奋斗目标。“社会主义示范市”的概念一出，引起国内外对深圳改革的无限遐想。“示范市就是全方位的示范。这个称号对推进深圳建设社会主义示范市的进程，推动深圳的全面、系统、深层次的改革具有重大意义。”杨立勋表示。

　　“深圳近年来改革的力度、步伐不如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闯劲递减”，在深圳，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言论。杨立勋表示，获得“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称号，可以重新点燃深圳的改革热情，激活改革动力。

　　査振祥表示，深圳获批“新特区”的另外一层意义是，深圳获得了综合配套改革的“尚方宝剑”，改革阻力会小一点。

　　金心异对记者表示，虽然全国已经有九大城市跻身“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但真正有条件、有可能取得较大成就的是浦东和深圳。“深圳经济、社会发展的状态，改革的需求，抗击风险的能力都决定了深圳更加具有可能性。”

　　内容：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需先行先试

　　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改革什么？

　　杨立勋表示，至少包括三大方面——民主法治建设、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社会管理体制改革。“民主法制建设是建设社会主义示范市，进行经济、社会改革的制度保障。”

　　包括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主任钟坚、综合开发研究院副院长郭万达以及杨立勋、金心异等在内的专家都表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深圳需要先行先试之处。“深圳现在无法只实施单项改革，必须整体配套，特别是在行政体制改革上，否则无法推进……”金心异表示。

　　这一点也被深圳官方高度重视，从建设社会主义示范市到经济特区工作会议，“行政体制改革”都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省委副书记、深圳市委书记刘玉浦在经济特区工作会议上表示，“随着改革不断向纵深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对其他改革的牵制作用日益明显，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其他各个领域的改革，就必须把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提到突出重要的位置，实现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突破。”

　　“政府职能转变、审批制度改革、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是行政职能转变的重中之重，”杨立勋表示，“服务型政府是很有远见的。政府应从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关系转向服务与被服务者的关系，不仅要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而且提供服务的成本要低。”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和市场、社会之间是一个三角关系，“政府和市场都不是万能的，这就需要社会组织作为政府职能转变的载体。”杨立勋表示。当前，深圳的社会工作已经走在全国前列，成为民政部重点推广的模板。

　　综合开发研究院副院长郭万达还有一个更为大胆的设想，朝着自由贸易区和自由港的方向走，“在开放的问题上，深圳可以大胆探索一下，用开放倒逼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