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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国总统萨科齐执意会见达赖，造成了最近中国外交的心头之痛。从现实主义的主权与领土完整概念以及“权力”和“利益”角度来看，萨科齐无疑挑战了中国的主权利益和反国家分裂政策。但萨科齐的认识却与我们有着很大的落差，他把会见达赖说成只是出于一种价值观。在会见之后，眼见中法关系受损的后果显现，他表示法方愿意与中方重新开始对话，“但是不能以否定欧洲的价值观为代价”。且不说我们并没有否定人权、自由、民主等“欧洲价值观”，问题在于，在我们眼里明摆着的现实主义外交问题，怎么在他的眼里就只是“价值观”问题呢？

　　我们可以指出他的虚伪，谴责他的狡辩，甚至可以选择不去家乐福购物以示抗议，然而我们却不能把人家所说的“价值观”只看成一个借口这么简单。固然“价值观”有成为借口的时候，但就外交关系本身来说，植根于一国文化思想传统中的价值观与现实主义的权力、利益、战略、地缘政治等因素，恰恰构成了两极。只是在过去的外交史中，现实主义的因素过于强大，往往掩盖了“价值观”的身影。但外交作为国家之间或人民之间的交往，存在多个层面，“价值观”总也难免在某些较深的层面上透射出它的影响来。

　　其实，“价值观”是长期以来潜藏在西方国家对中国外交关系中的“幽灵”，时隐时现，说无还有。冷战年代是崇尚实力和地缘战略等现实主义国际关系因素登峰造极的年代，但同时西方对“共产主义国家”的偏见，既有政治意识形态的原因，也由于更深层的文化价值观因素。冷战刚结束不久，美国克林顿政府就把推进自由、民主、人权为核心的西方价值观作为主要战略之一，在对华政策中试图将这些价值观与中美贸易关系挂钩，一度使两国关系深陷困顿之中。最近两三年来，西方国家对中国的“价值观外交”更呈现此起彼伏的态势。德国总理默克尔2007年10月访问“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印度，就被认为期望在民主价值观认同的基础上发展与印度的关系而相对疏远中国；日本前首相安倍也曾在访问印度时候发表“战略性演讲”，呼吁印度、澳大利亚和美国同日本在欧亚大陆外围形成一个“自由与繁荣之弧”，由于其故意将中国排斥在外，实质上同样是针对中国的价值观外交。萨科齐只是新近接过西方对华价值观外交的接力棒而已。至于冷战后西方国家针对中国的人权外交，更是西方对中国“价值观外交”的重要体现。

　　西方世界无疑在“价值观”上存在傲慢与偏见，也无疑会时常用“价值观”来掩饰现实利益的考量，然而当数额巨大的经贸利益和战略层面的伙伴关系仍然阻止不了西方国家的“价值观”外交时，事实上告诉了我们，若只是从现实主义角度出发可能会低估了“价值观”本身在西方对华外交中所具有的地位。我们不能让今天的幽灵变成明天的神明，我们必须重构中国自己的主流价值观话语，以作为有效的应对之策。

　　·张志洲·（北京外国语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 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