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洁队队长贪污220万元，小出纳贪污230万元……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12月12日公布了一份对近三年审理职务犯罪案件的调研，结果显示一些被人“忽视”的小官员也能犯下成百上千万的腐败大案。三年来21件“小官员大腐败案”已经超过该院所审理的一审职务犯罪案件的三分之一，涉案金额高达三亿四千余万元。

　　腐败能力不能只看官级

　　北京一中院调研所依据的21件“小官员大腐败案”的26名被告人中，处级干部11人，占42.3%，处级以下15人，占57.7%。可以说这些被告的级别都不高，但犯案数额可高得惊人：最少的一起案件也有105万元，最多的高达9452余万元。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清洁队队长王远利“变废为宝”，向垃圾下手。他利用签订协议和购买环卫用品、修车等职务便利，以开具燕山清洁队“大头小尾”发票等手段，贪污公款220万元。

　　作为北京望京西园证券营业部总经理的杨彦明只是个处级干部，官不算大，可架不住掌管的钱多。他利用先后担任几个证券营业部总经理的职务便利，违规从营业部账户内提款，侵吞公款6972万余元。此外，他还在营业部改租经营场地的时候，挪用营业部2480万元资金，总计金额9452万余元。可见，腐败能力真不能只看官级。

　　 官职虽小含金量高

　　调研显示，26名被告中18人是单位一把手，管理、使用和经手的资金量巨大。还有的虽然是一般工作人员，但也因其身为财会人员能够经手大量资金。小职位的含金量成为职务犯罪的便利条件。

　　石景山区八宝山农工商联合公司(以下简称八宝山公司)只是区农委的下属单位，但其经理张礼却先后侵吞该公司的拆迁补偿款及工程款330余万元，收取贿赂330余万元。

　　2004年3月，中远房地产开发公司的“远洋山水”项目一期拆迁征地工作遇到困难，于是请八宝山公司负责协调，并答应给被征地的个人和企业421万元。张礼要求中远公司开300万元的支票，剩下的支付现金。于是公司派了人给张礼送去100万现金。谁知，张礼竟顺手拿出20万元让来人收下，对方不敢要，张礼安慰说：“没事，这里我说了算。”经证实，八宝山公司只收到了这笔拆迁补偿款的300万元支票。

　　 洗钱手段隐蔽性强

　　除了小官敛财的胆大手黑之外，他们洗钱的本事也很大。有的人将公司近千万元公款作为长期投资，用于其他公司的出资注册及增加注册资本金；有的人伪造本单位对外出租的房屋需维修、申请减免房租的事实，套取房租差额。

　　在民事诉讼中，为了最大限度地追回本金，在某些情况下放弃利息，是一种常见的诉讼技巧。而朱广彬竟然利用这种技巧的漏洞贪污公款，更具隐蔽性。他利用负责追索欠款的职务之便，在通过诉讼程序将货款本息追回的同时，对公司谎称货款利息已在诉讼中被其放弃，将该公司应得欠款利息330万元据为己有。

　　 小官大贪四大原因

　　原因一，抓大放小。对国有企事业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事业单位中从事公务人员的监管重视不够，制度不健全。现有的监管机制往往是“抓大”，而对一些小职位、小官员没有形成有效监管制度。

　　原因二，老人儿占坑。法官发现，经济犯罪分子作案时间都在两年以上，最久的长达5年。这充分说明，目前的权力监督制约存在盲区，很多审计检查流于形式。有的人在一个岗位干了几十年，从没进行轮换，长期占据关键岗位的“老人儿”在没有有效的监督、制约情况下，很容易滋生腐败。

　　原因三，灯下黑。一些问题人员被放在重要岗位，而这些人善于伪装，有的人还是单位的先进工作者，领导眼中的“老实人”，背地里却干着不老实的非法勾当。

　　原因四，保护伞。办案法官还发现，有的被告人屡遭群众举报反映，却得不到及时查处。原因是小官与上级领导联系甚密，出了问题就有保护伞出面说情，甚至干扰调查，对案件侦查设置障碍。

　　摘自《北京晚报》 林辛建 王文波 孙莹/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