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敬伟

　　西安电子科大的一些学生从未申请办理过工商银行信用卡，但忽然发现自己名下平白无故多出一张信用卡。记者前往西安调查采访，发现共有1万多名学生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校方冒用信息办理了信用卡。此事被学生戏称为“西电卡门事件”。（详见今日本报Ａ12版）

　　这起事件不在于学生们娱乐化的解读，而在于采访记者和相关当事人的交锋。即该校宣传部长所谓“叫门卫把她扣下来，我今天要做一个轰动全国的事情！”这些言辞传递给公众的就是这位宣传部长的牛气冲天和不可一世，使受众自然得出“最牛宣传部长”的价值判断来。

　　如果仅止于此，那位宣传部长就会成为舆论批驳的公共靶子，立刻淹没于被口诛笔伐的口水中。但以群体性的詈骂对付一个人的狂妄无知，仅仅是为了发泄怨气将其声名搞臭，那就不是善意的治病救人，而是恶意的语言暴力了。对于报道“最牛宣传部长”的媒体而言，也并非仅仅是树起来这个反面典型，而是向公众传递更为客观理性的信息。

　　这起事件的症结在于，一是学校对大学生私权的侵犯，在不经过学生授权许可的情况下，集体打包提供给金融机构，这是较为典型的泄露个人信息的行为。二是银行违反操作程序，在学生本人不到场的情况下，强行办卡，违规追求业绩。学校和银行之所以一拍即合，联合违规，是因为双方存在着利益关系。

　　更深一步讲，学校随意处置学生的个人信息，暴露了一种惯性的认识误区，而这个认识误区不独这家高校所有。也正因为如此，学校对于泄露学生的个人信息才并未觉得有什么不妥，才会导致“最牛宣传部长”的恼羞成怒。而恰恰是因为这种惯性的认识误区，被侵权的学生们也只是表达出无奈和惊诧，至多是将此侵权事件戏谑化，而不会想到集体拿起法律武器去维权。在学生们的潜意识里，也默认了自己的权利和学校权利的“利益攸关”关系。而吊诡的是，学校和银行是更深层次的“利益攸关”关系，如双方存在着长期信贷合作等，在银行系统众所周知的信用卡发行任务的压力之下，关系单位为“兄弟”两肋插刀了一回，这在现实里屡见不鲜。

　　笔者强调这两种利益关系，并非为学校和银行开脱责任，而是在阐述我们社会普遍存在的某些潜规则或颟顸的价值判断。而只有打破这些潜规则和认知误区，才能避免“最牛宣传部长”的骄横之气，才能杜绝个人信息被堂而皇之泄露散播。而解决问题的办法，不是骂人，而是法治。试想，如果有一部《个人信息保护法》，谁还敢恣意妄为地侵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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