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从玉华

　　“《中国青年报》在全国首次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秩序’问题，实在太重要、太及时了。”事隔16年，吴甘霖仍能“一字不差”地复述海口饮料厂厂长张春昌在一次研讨会上的发言。

　　这句话当时被吴甘霖写进了报道中。

　　即便当下，“市场经济新秩序”这词儿也不算“过时”，买菜的婆婆、门房的保安、修自行车的生意人都能脱口说出这个词。可在1992年8月，《中国青年报》首次提出这个概念时，新闻界同仁称：“实在很超前。”

　　一个概念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故事？

　　一次，当时的《中国青年报》海南记者站记者吴甘霖路过海南省政府，发现门前聚集了100多人。出于职业敏感，他钻进人群中去采访。最终他大致弄明白了事情的原委：海南科技信息服务中心，以欺骗的方式举办全国1992年“博交会”，令全国100多个参展单位损失了上百万元。很多人集体到省政府上访。

　　可在上访的人群中采访并不顺利：两位值勤的武警以记者证上没有钢印为由，将吴甘霖的记者证撕成了两半，后来又要他出示身份证。其中一位干部模样的人还振振有辞说“要注意海南正面形象”。

　　这些人坚持要收缴记者的照相机，吴甘霖不交，他们就要将胶卷没收。吴甘霖说：“你们要拿去也可以，但得打收条。”要求被拒绝，记者也不让步，双方对峙了两个多小时，临近晚上9时，对方写了收条，扣下胶卷，才让记者走。

　　回到记者站，吴甘霖就给报社老总打电话。值班副总编辑张飙当即表示：“不管有什么阻力，《中国青年报》一定要发扬传统，把真相告诉读者。放心去做报道，报社支持你！”总编辑徐祝庆还在电话中建议他“想方设法弄到省里主要领导的意见”。

　　“好记者是可以用体温计量出来的。”吴甘霖做记者时始终铭记着这条格言，“的确，记者如果失去责任感和正义感就什么都不是了。”

　　很快，吴甘霖直奔省委向领导反映此事。出乎意料，省委主要领导对此毫不知情，省委书记、副书记、秘书长听后十分重视。

　　“博交会”第一篇报道发表后，当时的记者部主任宁光强再三叮嘱：这是一个值得连续报道的大问题，一定要盯住搞下去。

　　报道怎么深入？不能把海南“博交会”事件当作一般的骗局披露完事。

　　“写批评报道如唱忧伤的歌，记者是泣血鸟，是杜鹃，但批评要有建设性，记者还要当‘啄木鸟’，好新闻一定要有思想。”吴甘霖说。

　　当时，他想起自己在海南这两年所经历的种种事情：海南红十字会卖假药；有30多年历史的鹿龟酒，在假冒产品的低价攻势下，一瓶也卖不出去，700多名职工几乎没饭吃；在海口坐出租车，从来不打票，全凭司机“一口价”；有人扬言：中国这么大，每个人骗一次就够了……

　　整个市场在扭曲，这中间一定是出了问题。

　　随着采访的深入，幕后的保护伞也被牵了出来。海南科技信息服务中心的骗子们就是怀揣着“海南总工会经济工作部”的介绍信到处行骗的。受骗的企业很气愤，纷纷找上门向吴甘霖告状。

　　采访中，有人提到了“秩序”一词，吴甘霖灵光一闪：对啊，问题就出在“市场秩序乱了”，计划经济体制基础上的旧规范失灵，而新规范还未建立起来。

　　随后，吴甘霖邀请海南大学教授、省政府官员、企业代表，聚集在海口市滨海大酒店会议室，就“博交会”事件引起的问题进行探讨。会上，有人正式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秩序”一词。

　　1992年8月6日，《中国青年报》在头版头条刊发《海南“博交会”事件引发一场讨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呼唤新秩序》。

　　报道见报后，时任经济部主任的梁长春给吴甘霖打电话：一定要将“新秩序”这个主题弄得更深更透。此后，本报就海南“博交会”讨论，连续发了4篇系列报道。

　　报道不再仅仅局限于“博交会”骗局本身，而是直指：“博交会”所出现的“乱”，乍看起来，是经济主体——企业经济人违反规则所导致，但往深层追下去，却是与政府运作中某些不守规则的行为密切相关。所以建立新秩序，应当从政府做起！

　　报道中使用了若干个十分醒目的小标题：“这是一个关系到改革开放命运的大问题”、“必须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要求来确定新规范”、“中国亟须树立全民契约精神”。

　　“全民契约精神、人治向法治转变，这在当时可都是时髦的大词。”16年后，吴甘霖的兴奋之情仍然溢于言表。

　　报道引起强烈反响。很多受骗企业致电吴甘霖，感谢《中国青年报》替他们“讨回了公道”。一家受骗的国企员工拿着报纸说：“没有《中国青年报》，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回去交差。”

　　尽管“博交会”的报道让海南“丢了丑”，但海南省主要领导并没有责怪《中国青年报》。省委一位干部转告吴甘霖：省委秘书长称赞记者为促进海南工作所作的努力。

　　这组报道荣获当年的中国新闻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