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一位正在读大三的烈士女儿来到上海市拥军优属基金会进行咨询，家境不宽裕的她明年想参加考研，但不知读研期间能否像本科阶段一样继续获得资助。有些意外的是，她不仅得到“可以”的肯定答复，而且得到基金会常务副秘书长许俊文亲人般的接待，感受到了一种特殊的“父爱”。

　　自2005年开始，上海市拥军优属基金会已经先后资助了134位烈士子女、因公牺牲军人子女和病故军人子女，在他们大学期间提供每人每年8000元资助。最近，上海市拥军优属基金会又作出新的决定：只要“三属”子女有心深造，不论读研、读博还是出国深造，他们都将继续提供资助。

　　杜楠楠：资助让我保全父亲的遗款

　　2005年热闹的春节甫一结束，许俊文就在考虑一个问题：“三属”子女的父辈为国家和社会做出了牺牲，尽管在政府的优抚政策之下，他们的基本生活没有任何困难，但是，基金会应承担更广泛的社会责任，在基本生活之外为“三属”子女们提供更多的帮助。

　　家住长宁区的杜楠楠就在第一批被资助的学生之列。当复旦大学法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到达杜家时，杜楠楠的妈妈许丽为孩子的学费发愁了。楠楠的父亲生前留下了一笔有限的应急款，别无他法的许丽决定动用这笔钱。缺额部分，她惟有向自己的两个姐妹和年迈的父母求助。

　　就在许丽准备为借钱奔波的时候，一个好消息让她喜出望外：上海市拥军优属基金会将为杜楠楠提供每年8000元的上学资助！最终，她们没有动用一分父亲的遗款。

　　杨飞：资助让我感受父亲的“温度”

　　2005年9月第一次得知自己将获得资助时的情形，杨飞记忆犹新：通知自己的是奉贤区南桥镇双拥办一位30多岁的阿姨。一个月后他收到了第一笔资助金，这“完全没有想到的事”，让他吃惊不小。

　　杨飞的父亲是空军飞行员，1982年在执行战备任务时不幸牺牲，那时候还没有杨飞，他是1983年来到人世的。2005年杨飞已经是复旦大学大二的学生了。

　　面对拥军优属基金会的资助，惊讶之余，杨飞感受到更多的是温暖，“社会没有把我遗忘”。尽管从来没有见过父亲，但递交到自己手上的一笔笔资助金，真切地传达着父亲的“温度”。

　　大三时，学生们纷纷开始考虑未来的路，杨飞决定要报考公费研究生继续深造。他说基金会的资助让他没有了心理负担，读书的心态变得平稳。凭着优异的成绩，杨飞最终顺利地考取了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的研究生，毕业时还被评为复旦大学优秀团员。

　　杨飞说，自己总是带着感恩的心在前进，不论学习和生活都是如此。汶川地震过后他还参加了都江堰援建。

　　潘静：资助让我体会到父亲赢得的尊重

　　和杨飞一样，潘静也没有见过父亲。1987年12月14日凌晨两点，她的父亲勇斗歹徒牺牲。

　　2006年，潘静考上了对外贸易大学，多年苦读学有所成，自然是一件高兴的事，但她的母亲胡平还是不免有些犯愁。女儿上的中英班，每年光学费就要17500元，算上生活费，每年至少要准备25000元供她上学。当时潘静每个月有定期抚恤1400元，胡平由于企业不景气，每月只有400元的补助，母女俩一年的“收入”才21600元，哪怕加上女儿考入大学获得的2000元奖学金，还是负担不起。

　　正当胡平犯难之时，她得知上海市拥军优属基金会将每年向女儿提供8000元资助金——这笔资助，化解了胡平的“危机”。此后每年10月份，她都会接到基金会的通知，提醒她资助金已经到账，注意查收。这样的细节，让她觉得格外人性化，充满了温情。

　　胡平说，女儿作为“三属”子女，一直受到多方的照顾，像定期抚恤、学费减免、公交优惠等等，没想到上大学后还能得到这笔资助，真是彻底解决了她们家的后顾之忧。尽管丈夫早早离去，多年来她们母女在经济上却从来没有陷入困境。基金会的善举，既是对女儿成长的有效鼓励，也让女儿体会到父亲赢得的光荣和尊重。

　　本报实习生钱蓓本报记者朱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