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说新加坡能够做到的，中国一定能够做到，而且应该做得更好。这是他在深刻理解中华文化的基础上，经过深思熟虑、反复思考后得出的结论。

　　他为什么认为中国会崛起，归纳起来有两点：第一个李光耀是一个“人才总理”，他十篇文章有九篇是讲人才，而九篇文章里面讲人才，一定有七八篇要讲基因问题。当然人才后天培养也很重要，但是李光耀生怕别人不知道，天赋很重要，基因特别重要。所以，人民行动党的工作就是把那些有天赋的、能干的人找出来，委以重任，他们贯彻的一个原则就是精英主义。他认为一个国家、社会，说到底凭什么比别人更强？就是因为你有人才，制度、文化虽很重要但也还是其次。所以李光耀说，如果新加坡最优秀的300个人，不幸在一架飞机上失事了，那么新加坡就完了。这说明他对这个精英看得很重。

　　李光耀认为中国人很聪明，根据美国人的一个调查说东亚人很聪明，东亚人IQ是平均120，白种人是100。特别是中国人很聪明，因为中国代代皆有才人出。新加坡特别强调人才，李光耀专门引用了《管子》里面的话，“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百年之计莫如树人”。和制度比较，李光耀讲：西方认为有了好的制度就有好的政府，即使这个领导人是饭桶也行，因为有参议院等，所以即使那个总统不行也会有好政府；就我对亚洲国家观察，即便有好的人，没有好的制度，哪怕照搬英国的制度也没有好的政府——反过来说，如果有好的人，领导人是强人，当然不是那种反复无常的人，即使没有好的制度，政府也会过得去。我就发现李光耀的观点，跟中国古代荀子的观点比较接近，荀子有一句话，“有治人，无治法”，有必定能够治理好国家的人，但是没有必定能够治理好国家的制度，人和法律制度比起来，人还是更重要的。所以李光耀也不是不重视制度，只不过他比较人和制度之后，他认为人更重要。

　　第二点，他认为中国会崛起，还有一个是文化决定的。新加坡有了出过国的优秀领袖，再加上有着儒家价值观的华人，所以新加坡能够腾飞。为什么有儒家思想的人能够腾飞？因为有儒家思想的人勤劳、务实、尊师重教、望子成龙、社会第一、个人第二。所以刚才我讲，什么叫务实啊？因为儒家文化说到底不是个宗教。有宗教信仰的国家、人民有点类似于教堂，教堂往往是挺拔向上，直指苍天，好象要出世，离开人间，关心下一辈子，关心上天堂的事。我们中国人不是，我们是儒家文化为底子，就像天安门城楼，屋檐是往下，像是拥抱人间、拥抱人世。所以翻开《论语》，都是讲这一辈子，讲现实的事。所以有宗教信仰的人，比如说佛教，如果他现在这一辈子过得不太好，会这么想，是我上一辈子享福太多，结果就心安理得——所以有佛教信仰的人幸福感挺强。他关心什么呢？我下一辈子要过得好；下一辈子怎么能够好呢？这一辈子得吃点苦才行。所以别人有车，对于一个信仰宗教的人也许冲击力不是很大。华人不一样，华人不关心死后，不关心下一辈子，就关心这一辈子，你有车我也得有车，你有房我也得有房，你有钱我也得有钱，华人碰到了市场经济，就好像油碰到了火，这个发展谁也挡不住。

　　当然李光耀也讲到，光有儒家文化，没有西方文明的冲击，不会实现高速增长。为什么呢？因为儒家文化基本上是适应性的文化。有人讲过这么一段话：西方文化是向前，印度文明是向后，中华文明是持中调和。由于古时候不需要“发展适应”这个事情，所以几千年来中国没有很高速的发展。但是呢，有了西方文明冲击之后，“落后就是挨打”，具有儒家观念的华人和地区就能够更快地实现高速增长。

　　1974年，李光耀访问印度，他和印度总理也讲了一番话：我自认为对中国人的心里有特殊洞察力，中国人聪明、务实，勤劳、节俭，你别看他现在经济差得出奇，但是，只要有稳定的政策环境——这是第一句话——有信得过的官僚，有自由市场的经济，同时以社会为依归——就是一方面搞市场经济，同时强调社会第一、个人第二；不是像美国那样子，个人第一、社会第二——有这三条，中国不仅可以和新加坡这样的城市国家竞争，甚至可以和日本竞争。

　　李光耀说，这样的时候就要到来了，不远了。果真，上世纪70年代讲的话，78年中国改革开放，就开始腾飞了。到昨天，刚好是三十周年纪念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