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研究室党组成员 黄守宏

　　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第一个关于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正式肯定了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等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合法性，并宣布长期不变。“一号文件”发布那几天，全国各地农村沸腾了，刊登文件的报纸被抢购一空，基层干部群众奔走相告，很多农民燃放鞭炮庆祝。

　　那个时候，我正在北京农业大学（现中国农业大学）农业经济管理系学习。当时教科书里讲的还是过去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那一套，其中还有批判包产到户的内容。“一号文件”从根本上否定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对传统的农业经济理论带来了强烈的冲击。看到文件后，系里的老师和同学立即进行学习讨论，气氛十分热烈。

　　这个“一号文件”和以后下发的4个一号文件，对当时正在学校读书的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此，我与“三农”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无论是毕业后分到农业部，还是后来调到国务院研究室，我都一直从事农村政策研究工作。

　　在新世纪，中央又发出了关于“三农”工作的5个“一号文件”，我有幸参与了文件的起草工作。在农村改革30周年的今天，当我们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回眸时可以看到，10个中央“一号文件”和其他重要文件，奏响了推动农业发展、促进农民增收、繁荣农村经济的主旋律，使我国农村发生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

　　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的出台，是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的。长期以来，农村实行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导致农业长期徘徊，农民生活极为贫困。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全国有三分之一的农民吃不饱肚子，很多农民外出逃荒要饭。1978年冬天的一个夜晚，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个农民在一张合同书上按下鲜红的指印，提出“分田到户”。但在当时，社会上围绕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争论非常激烈，反对者认为这是搞私有化、搞资本主义。当时已经搞了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地方的农民普遍担心政策变，没有搞的地方一直在犹豫观望。在中央“一号文件”的鼓舞下，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等各种形式的家庭承包责任制很快就在全国普及了。连一直批判资本主义思想、全国农业的学习样板山西昔阳县大寨村，也在1982年年底实行了包产到户。

　　1983年至1986年，为破除计划经济束缚、促进农村商品经济发展，中央又连续发了4个“一号文件”，出台了一系列重大政策措施，包括延长土地承包期，取消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放开农产品市场，推进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发展乡镇企业和建设小城镇等。

　　5个中央“一号文件”，激发了亿万农民的积极性，农业生产快速发展，农民收入大幅提高。很多人评论，这个时期是中国农村改革发展的第一个黄金时期。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农业和农村发展面临着很多新的矛盾和问题，突出的是农民增收困难。特别是从1997年开始，农民收入增幅连续4年下降，城乡发展严重失衡，农村社会矛盾日益突出。由于农民负担沉重，部分农区干群关系十分紧张，群体性事件不断发生，特别是每年都有农民因负担重自杀的案件发生。

　　中央高度重视、认真对待、着力解决新时期的“三农”问题。时隔18年之后，中央“一号文件”再次聚焦“三农”。2004年至2008年的中央5个“一号文件”，主题分别是促进农民增收、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推进新农村建设、发展现代农业和加强农业基础建设。

　　党的强农惠农政策受到了广大农民的衷心拥护，他们说现在种地不交税、上学不交费，这在过去是做梦都不敢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