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春兰

　　今年年底，一民间组织推出的一项纯公益的评选活动——“地方教育制度创新奖”在颁奖环节遭遇尴尬：一些榜上有名甚至进入前十的获奖项目，主办方屡次与获奖单位联系，遗憾的是，这些地方教育局最终还是没有派人来领奖。

　　这一现象的背后必然有其深层次的原因，但这种自我封闭的状态最终对教育改革无益。

　　毫无疑问，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教育发展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然而作为长期报道教育问题的媒体人，我们常常能够感受到教育部门与社会之间的对话和沟通是非常困难的。部分教育官员异常反感“人人都是教育评论家”的状况，因为这些民间评论家动不动就要对教育指手画脚、说三道四；而教育部门任何一项新的教育政策出台，无论初衷多好，动机多么纯粹，总是会遭到各路媒体劈头盖脑的质疑甚至是猛烈炮轰。由此可见，在推动地方教育的变革中，很多锐意改革的一线教育官员遭受了压力，自然容易产生“英雄流血又流泪”的莫大委屈。

　　问题出在哪里呢？

　　采访中常有教育官员这样说：“现在的很多事情，如果让大众参与表决，反而做不成，他们不知道、不明白，也没有能力。中国现阶段的改革还需要自上而下。”而问题是，30年来，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育，我国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迁，不同利益群体的出现、各个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成为常态，公众也越来越诉诸公开的利益表达，而教育，特别是在知识经济时代，因为其对个人和家庭所可能产生的特别意义更为人们关注。

　　在这样的背景下，代表全局利益的政策制定者，应当怎样回应大众正当的利益表达需要并为其开辟通道、参与对话作出制度性安排，客观上既有利于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公开公正，又有利于在这种“话语争夺”的客观社会现实中，为教育政策的执行营造良好的软力量？否则，“我们”和“他们”的需求是如此不同，办人民满意的教育究竟是让谁满意了呢？一个利益群体满意了另一个群体就一定也满意吗？办人民满意的教育没有人民的参与又怎么能行得通呢？

　　遗憾的是：对这一现状，教育行政部门从上到下，从意识到能力尚没有做好准备。

　　没有为各利益群体、个人正当的利益诉求、社会参与提供良好的表达渠道和有序参与的制度设计；基于良好初衷的精英决策，往往将大众的参与排除在外；长期的科层体制下，地方教育行政官员在意识深处也形成了对上而非对百姓负责或轻视百姓参与能力的深层意识。而在今天这样一个网络传媒发达，大众传媒正在经历变革的全球传播时代，老百姓的公民意识越来越觉醒的状态下，原有的官本位意识带来的往往是面对大众、面对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诉求时，教育行政部门执政能力的低下甚至是无意识。

　　另一方面，我们也注意到，在此起彼伏的公众声浪中，教育行政部门普遍感受到了强烈的舆论压力，但基本上处于被动挨打的阶段，要么是不被理解的无奈和抱怨，要么是逢迎性的庸俗化的应对或自我保护性的防范。由于现代传媒在形成社会舆论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于是，有些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害怕媒体、讨厌媒体，媒体这一本应该成为动员大众、推动教育政策传播的工具站在了教育部门的对立面。舆论压力有时甚至使教育行政部门在一定程度上放弃了教育活动本身所需要的教育政策的稳定性和有序性，甚至放弃了教育政策自身建设的内在逻辑和规律。我们甚至看到大闹大得、小闹小得成为一些地方群众进行利益表达行为时的惯常心理。

　　事实上，从利益群体、学者、媒体到“两会”代表，公民社会也正在逐渐形成一种“话语运动”，从而为政府设置议程。其实，这种民间的力量可以被政府尊重、引导、影响从而为教育决策的科学化和教育政策的有效执行产生积极的意义。

　　既然教育牵系民生，既然教育行政部门的初衷是“让人民满意”，那么和公众对话，为公众设计有序的参与渠道，已经成为时代发展的必需，否则，改革所需要的坚实的民意基础无从建立；改革所需要的良好的舆论环境难以形成，改革本身的科学化也难以保证。

　　令人欣慰的是，正在拟定中的“中国教育中长期改革和发展规划”，特别强调了广泛的社会参与，相信这是中国教育决策模式适应时代变革的一个具有非常意义的重要信号。

　　作者小传：

　　贺春兰，人民政协报教育在线周刊主编，中国民办教育协会常务理事。2002年发起和主持的21世纪教育之春系列沙龙强调连接体制内外，促进关爱教育的不同人群之间的对话、沟通和理解基础之上的彼此建设，引起了广泛关注，成为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政府、学界和媒体人沟通教育问题的一个开放性的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