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国英 吴柞来

　　今天，一个典型的50岁的北京人或成都人，驾着自己的私家车加满一箱油所花的钱，可能是他30年前在一个小镇上全年的生活费。这里已经考虑了物价上升因素，现在市场上一个馒头的价格是30年前的5倍。

　　2008年美国《新闻周刊》首期的封面文章是谈论中国崛起的文章，其标题是“一个威猛而又易垮的超级大国的崛起”。这篇文章引述劳伦斯·撒默尔的分析说，在200多年前的工业革命时期，一个欧洲人一生的生活水平上升了50％，而当今中国的一个人一生的生活水平会上升10000％！

　　中国从哪里来？朝哪里去？对一个生长在中国大都市的20岁左右的年轻人来说，或许他们会认为当今中国的繁荣本应如此。不，中国本来不是这样的，中国历史本来是另一种面貌。

　　我们从传统社会走来，正走向现代社会；我们处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之中。30年的改革过去了，现在我们可以说，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改革给中国带来了繁荣。在中国这片热土上阳光初照，灿烂前景不会太远。

　　经济学家说，传统社会是一个没有积累的社会。这个定义的丰富内涵托着一个简单的事实：传统社会里人们的生活世世代代没有多少变化。现代社会发明了使财富翻倍增长的手段。所以，马克思说英国工业革命时期100年创造的财富比过去一切时代还要多。不夸张地说，中国改革30年创造的财富比中国以往所有时代创造的财富还要多，这是因为中国的一只脚已经踏入了现代社会。

　　历史学家说，人类从走出非洲开始了自己的历史，至今已有300万年。人类的少数一部分大约在300年前掀起现代社会的帷幕，那个事变被叫做“英国革命”。300年之于300万年，如同人一生中的两天半时间，而就在这短暂的时间里人类欠身起立，摸索着告别黑暗，走向光明。中国政治家在30年前推开了中国对外开放的窗口，改革大幕由此拉开。邓小平说，改革也是革命。也许再过100年，我们才能真正理解这句话的意义。

　　揭开物质财富增长的历史表象，窥视其背后的秘密，我们方能认识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区别，方能懂得我们改革的意义究竟有多大。传统社会的基本特征是军事集团对社会的控制；军事领袖们被叫做皇帝、国王、丞相或其他什么。现代社会打破了军事集团对社会的垄断控制，不仅经济活动有了竞争性，公共活动领域也有了竞争性，政治权力的合法性不再由枪杆子决定，而由社会民主程序决定。毋庸置疑，由传统社会转变到现代社会无坦途可言；枪杆子支持的合法性全然不同于民主政治决定的合法性，虽然枪杆子支持的合法性也会有自己的合理性。

　　改革的难处在于代表新生力量的政治家要卸下历史的包袱。正如马歇尔名言所示，历史没有跳跃；中国和西欧因为不同的历史遗产决定了它们实现历史过渡的进程十分不同。

　　中国皇帝发明了颇受西方人推崇的文官制度，文官的产生甚至采用了考试录用的方式，但这也不过是最高军事领袖为钳制下级军官而设计的一种制衡制度而已。文官制度是一种分权制度，但这种分权是统治集团内部的分权。这种制度常常只在战争空隙发挥作用。一旦战争开始，一个农夫可能会成为战争机器的螺丝钉。

　　西欧乃至整个欧洲的政治分权既发生在军事集团内部，也发生在外部。宗教集团和自治城市是对世俗封建权力的重要外部约束。欧洲宗教改革产生的新宗教势力给封建军事集团的灭亡施加了第一把力，而最后终结封建政权的是商业集团。伦敦的商人在内战中起过巨大的作用，甚至在滑铁卢战役中也是军队的骨干。资产阶级革命其实是一场商业战争。

　　西欧人领历史变革之先告别传统社会，是对人类文明进步的一个贡献。在中世纪，欧洲人就开始尝试建立私有产权制度、专利保护制度、股份公司制度、复式簿记制度、独立商业城市的民主制度和政党竞争制度等。这些制度加上欧洲基督教与世俗权力的分庭抗礼，构成了欧洲社会的多元化特征。这些历史遗产为羽翼逐渐丰满的商业集团登上历史舞台提供了基础。

　　欧洲社会特别是西欧社会转变的逻辑是：先用上千年的时间发育了一种社会分权机制，然后在精英阶层发动宪政革命，最后再在整个社会肌体上解决宪政问题，从而创造一个民主法治社会。

　　中国的改革难道要复制欧洲社会转变的历程吗？不。诚然如马克思所说，中国古代实行的是普遍的奴隶制。中国古代的商人，要么是官商，要么是在夹缝里生存的私商，都无独立的财产权或财产权的保障。就像顾准先生一针见血指出的，在重农抑商历史传统下的中国商人，只会当西门庆，舐一些太监的唾馀，绝不敢要求政权。即使如此，中国也不需要再用上千年的时间卸下历史包袱，去准备自己实现历史过渡的条件。

　　中国改革存在“后发优势”。中国社会的世俗化特征决定了中国的包容性，她的国门一旦打开，西方世界技术文明、经济文明如洪流浸淫沙漠一般被中国所吸收；中国30年里做了西方人千余年做的事情。中国政治的包容与开明也远甚于300年前的西欧国家。

　　西方历史上的外部分权让它们的转型变革曾经充满了剧烈的动荡；它们的政治文明已经建立的事实，构成开放背景下中国政治的一个有限的外部分权因素—中国政治家仅仅把西方文明看作自己独立行动的参照系，他们在国家权力的支持下，能够按照自己对转型变革的理解去独立安排改革的进程。这是中国渐进改革内生的逻辑。

　　中国改革的首要成绩是执政党执政理念在文本意义上的全面转变。坚持以人为本，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中国共产党给自己历史使命的最新定位。在执政党转变自己理念的同时，要求社会大众树立公民意识，而公民意识的内涵被定义为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和公平正义的理念。执政党理念和公民意识的文本意义固然和改革的现实仍有不小距离，但我们不要忘记，西欧的转型变革也曾有过文本变化先于现实革新的历史阶段。

　　中国改革最让人感受深切的是经济的迅速发展。2007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高达24.66万亿元，是1978年的67倍。人均GDP由 381元升为18665元，是1978年的49倍；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的比重由1978年的1％上升到2007年的5％以上，总量的位次由1978年的第11位上升到2006年的第4位。

　　中国改革最具有深远意义的是它导致中国社会结构发生系统性变化，其主要特征是社会生活的多元化。中国经济走向市场化，私营企业迅速发展，最容易保持独立意识的中产阶级在迅速崛起；中国民间组织的力量迅速成长壮大，各类非政府组织获得很大发展，民间志愿者活动成为社会生活的常态；地方政府不时冒出有创新意识的政治家，向社会显示他们的魄力和智慧；加入WTO，使中国进入了一个权力大于联合国的“国际政府”，受到了国际规则的管辖。多元化发展不会让中国人的天塌下来。相反，只有社会的多元化发展才能创造出和谐社会的基础。民主制度的建立实质上是政治活动领域的高度组织化和多元化。

　　我们很清醒，中国改革的历程并非完美无缺；更多的现实难题还有待通过深化改革去解决。在已经走过的30年改革历程中，我们的经济改革获得突破性进展，生产力获得迅猛发展；社会改革步伐近些年有所加快，但社会生活领域中长期存在的基本公共服务质量不高、分配不公等问题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政治改革的方向已经明确，但改革的具体路径还需探索，改革任务十分艰巨和紧迫。因此，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了全面改革的要求，并特别提出政治体制改革是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未来的改革无坦途可走，国际国内的许多不确定因素都会包含风险。但是，倒退没有出路，停止风险更大。我们对改革的前景不改乐观的判断，只因为改革符合规律，顺应民意。

　　30年时间在人类历史上似乎是难以充分展开历史规律的一个瞬间，偶然事变要拉回我们到几十年前的历史时段决非没有可能。但我们在一阵一阵反对改革开放的喧嚣声中挺过来了；逆流而起的浪头没有把我们打晕，我们总是拨正船头迎向现代化目标。我们期盼，再过100年，我们的子孙后代会惊叹这一代政治家引领中国这条大船在历史的航道上驶过急流险滩而没有沉没，使中国成为呵护世界文明的重要主导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