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背景：12月15日，成都市共发放了3791万元消费券，约37.91万成都困难群众每人获得100元的消费券，他们将前往相关商业网点内购买粮油和日用品。成都民政局领导认为，这样的做法是为了对困难群众进行补贴，同时也希望能够拉动成都市的内需。在此之前，澳门和台湾都有过发放消费券的行动。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欧元之父”罗伯特·蒙代尔得知成都向困难群众发放消费券后表示，发放消费券是非常直接的刺激经济的方式。他还直接提出建议，可对中国的每一个公民发放规定消费时限的100元人民币购物券，并且可以抵税。此言一出，有关消费券的争议愈加热烈。

　　加大补贴是政府本职

　　而非“拉动内需”

　　成都市政府给困难群众发放消费券，这首先当然是好事情，每年临近岁末地方政府都会有给困难群众送温暖的活动，发放消费券是政府为百姓做善事，为百姓提供的一种补贴，至于3千多万元的消费券补贴本身并没有什么值得质疑的，但如果说3千多万元能拉动成都市的内需，就有很大的问题了。究竟成都内需是不是3千多万元能拉动起来的？成都去年的GDP是3324.4亿，这次3791万消费券投入只相当于万分之一，这么大的悬殊？难道仅凭政府部门的美好愿望就真的能拉动3千多亿的GDP？我想还是小马拉大车，不太可能！

　　的确我们现在处在非常时期，国内国际的经济形势极为复杂，政府就应该对那些低收入的人有更多补贴，但这个补贴不是为了让人把它掏出来、花出去，来增加GDP、为政绩添彩。在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加大低收入人群补贴和救助力度，可见地方政府加大补贴、救助困难群众是本职，而不是为了扩大内需才要来救助。

　　当前语境下，我们不能让拉动内需成了通用的状语，无论说什么都扣上一顶拉动内需的大帽子。不能说发展教育是为了刺激内需、发展医疗也是为了刺激内需，不要都往上面靠，对于地方政府民政部门来说，补贴低收入人群是应尽的职责，不是拉了扩大内需的虎皮，本身的职责就会有更多的光环，其次，我认为不要靠这种口号式的、表态式的方式来管理经济，政府管理经济还是得讲实效。（选自CCTV）张鸿

　　消费券只能用来挠痒痒

　　我坚决支持向穷人发现金、发实物、发消费券。但我认为，此举对促进社会稳定的价值要远大于拉动内需，毕竟以米面油为主体的消费是一种基本生存消费，不管出现不出现经济困局，我们都要购买。此前，广东东莞市政府推出向困难群体发放1000元的“红包”计划，由于穷人界定、户籍纷争、政府超支等问题身陷困难和非议。这都在提醒我们：与其一次性给钱让穷人消费，不如想办法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建立中低收入增长的长效机制，使其更多地成长为扩大内需所需要的有购买力的人。

　　所以，中国简单参照美国和西方购物券模式拉动消费显得先天不足。毕竟这些国家有着我们不及的国家福利制度和普遍更高的国民收入水平，以及充分甚至超前消费的民众基础。

　　如果像成都市宣布的那样将消费券发放进一步扩大化，即使我们采取了严格的监管措施，你能保证不会出现由于权力寻租、行业部门利益驱使带来的不公平和不公正吗？

　　其实回到真正的扩大内需的主体——中产阶层来看，他们首先需要的不是购物券，而是良好的体制预期和就业预期。前者主要表现在股市和楼市的健全和完善，并真正通过减税政策实现对其减负——比如个人所得税为什么就不能变成富人税；后者寄希望于市场经济的主体——中小企业如何尽快度过严冬，它们目前一是缺资金，二是缺市场。目前政府推出了许多解决这些难题的利好政策，当务之急是落实到位。

　　（选自《燕赵都市报》）

　　要发就要发的周到、贴心

　　对发放消费券，我举双手赞成。但我也感到几点隐忧：一是享受消费券的只有三类人群，每人也只有100元，而且只能持券在指定的商超购物，更多的民生日用商品无法得到满足，其实现拉动经济的作用也将有限；二是消费网点太少，大多设在城市，给偏远农村消费者购买带来不便。

　　第三，消费券使用时间太短。按照要求，消费券到本月29日发完，而消费者必须在31日之前消费完。目前，一些消费券使用商店还没有宣布，如果领迟的，只有三两天消费时间，让消费者无从选择。对距离市区路途较远的民众来说，甚至很难完成消费，消费券会不会被当作废纸扔掉？而台湾向居民每人发放新台币3600元消费券，使用期限却是一年，值得我们借鉴。

　　四是通过发放消费券集中购物，消费者能不能享受打折让利，商家会不会借此倾销积压商品，发行者会不会从中渔利等都是个问题。

　　向困难群众发放消费券，成都民政部门首吃“螃蟹”，据说其后卫生、教育、文化、旅游等相关部门为拉动内需，也准备相继发放，估计别的省市也可能借鉴复制这一做法。我希望政府今后发放消费券时，能考虑得更周到一些，更人性化一些，如在设置消费网点、延长消费时间、统一折扣定价等方面多为消费者着想，让困难群众得到更多实惠，给他们带来更多的关爱和温暖。

　　叶传龙

　　不妨针对困难群体全国推广

　　经济危机的直接结果有二：就业岗位缩减，百姓压缩消费。这两点又直接导致消费市场萎缩，而消费市场萎缩的后果则是工厂开工不足，导致更多人失业，更多人不敢消费。

　　很显然这是一个恶性循环。目前似乎只有凯恩斯主义能解决这个问题：即政府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尽量增加就业岗位，给失业群体创造收入机会，使他们有钱消费、敢于消费，从而刺激消费，振兴市场。

　　这种办法虽然有效，但进展起来却比较缓慢：很多基础设施工程，并不是今天说建明天就能开工，而是需要一个前期准备工作。可能这个准备工作就要延宕数月、甚至数年之久。同是增加民众的消费能力，相比之下，给民众或部分民众发放红包或消费券，则具有双重意义：一，直接缓解了民众的生活压力，红包或消费券最大程度上发挥了边际效用；二，还能间接地快速地刺激消费，拉动内需，立竿见影。

　　同样遭遇经济危机，中国和美国的情况不尽一样：中国家庭平均消费只有美国家庭平均消费的5%。如何增加中国家庭的平均消费能力？很显然，首要的是增加就业机会。可增加就业机会还需要一个过程，相对之下，通过财政返还的方式增加民众的消费能力，却容易一些，也快一些。中国人口众多，全民发红包的难度较大，成本高，但未必不可实行；就算不能每个公民都发到，却可借鉴成都的方式，首先向困难群体发放，把他们的消费能力提高。这肯定有助于早日消除经济危机的侵害。王伟

　　成都30万群众领消费券，您如何看待？

　　共有110人参与投票

　　只是杯水车薪47.3%

　　是对低收入者的关怀24.5%

　　可以有效刺激消费14.6%

　　受惠的是企业1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