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讲，我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工作在农村，死也要死在农村，把我的骨灰撒在钱塘江里。钱塘江每天都会有潮汐，江滩是最危险的地方，但也是最有财富的地方。

　　当时钱塘江有4道大堤，也难以阻挡潮涨。60年代，我在钱塘江边修理自行车和农具，处所常常被潮水“光顾”。这就是我刚开始创业时的环境。

　　我1945年出身于农民家庭，初中未毕业就因家境贫困而辍学。为了生计，为了实现当工人的理想，1960年到县城一家铁器社当学徒。但60年代初由于国家经济困难，城市容纳不了太多的人口，我很快被精简回乡。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回到杭州萧山宁围公社。当时每人只有不到一亩地，种地根本不是出路，我就利用自己在城里工厂学到的技术给别人维修农具和自行车。

　　1968年，毛泽东讲，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1969年上级要求每一个公社都必须有一个农机修配厂。我们正好抓住这个机遇，在公社名下，办起了“宁围公社农机修配厂”，从此名正言顺戴上了集体的帽子。

　　创业的艰辛和生活的坎坷，我总是把它看做人生的历练。从1962年到改革开放前，我把企业从铁匠铺办成了一个初具规模的优秀企业。

　　1980年，为了建立起从上到下的质量意识，我把43万元有瑕疵的万向节当废品处理掉了。但当时还没有实力去承担这样的损失，有6个月工资发不出来。但那时工人根本不讲钱，白天夜里连着干。那是难熬的一年。

　　从1981年到现在的20多年里，万向每月16日发工资，再也没有拖欠过。

　　1984年，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之前我所有的工作都不被认可，但改革开放之后这些却都符合国家倡导，具有典型性。从此，万向进入一个新阶段。

　　我刚开始创业时是短缺经济，只要产品生产出来有人要就可以了。当产品供大于求的时候，就要解决“好”与“差”的问题。我们最初只解决“有”，而不能解决“好”。从1980年开始我们就搞专业化，把力量集中起来做万向节。

　　到1984年，美国三大汽车公司的零配件供应商之一的舍勒公司第一次将我们3万套万向节推向美国市场。此后我们双方约定每年由万向提供20万套万向节给舍勒公司。

　　但到1987年，他们就想控制我们。舍勒公司提出，万向的产品必须经过他们公司才能出口，不然将拒绝进口我们的产品。我马上回绝了，说双方是平等的合作关系。

　　谈判破裂后，舍勒公司以削减订单相要挟，试图迫我们就范。但我们没有屈服，而是另辟蹊径，开发新产品，开拓新市场，当年万向开发出了60多个新品种，打开了日本、意大利、法国等18个国家和地区的市场，当年创汇140万美元。

　　戏剧性的是，2000年，我的美国万向公司年营业额已超过5000万美元，舍勒由于经营不善，难以维持。结果是，我们收购了舍勒。

　　我得到的教训是，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到今年，我们已经成为19家海外公司的控股股东。

　　现在万向进军了农业、能源、金融等10大产业，这是过去不敢想象的。1991年，当时国家提出改革的主要方向是把国有企业搞好，这对乡镇企业的冲击很大。但所有的政策都应该是平等的，不能你能搞我就不能搞。

　　完全的平等也不存在，一个家庭也有大儿子和小儿子。我现在的油储许可证还没有办下来，但我的油库就要建在国家大油库旁边。中国石油进口量逐年增大，我们的油库肯定会用得着。

　　大方向没有错就没有问题，那就是时间的问题。我们进入任何一个重要领域都要等数年。2001年成立的万向财务公司就批了9年，经多位主管副总理签过字。什么都要时机和机遇，要有代价，你要有目标，有目标就要沉住气，好好干。

　　■口述人：鲁冠球■身份：万向集团董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