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镇企业，农民的工业化向往
 |
“这是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道路。”1997年，江泽民在各地视察乡镇企业时，做出了如此评价。
这条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道路，让数千年的中国乡村农业文明，由此转折。
萌芽
紧挨着北鑫塘河，王兴山的厂子关了。
此前，他是无锡市锡山区东亭镇春雷造船厂的厂长。
关厂的原因，是市里要在这里建造一家博物馆，一家全国唯一的乡镇企业博物馆。
博物馆纪念的是历史，所以选在这个有历史感的地方——要不是很多人来采访，王兴山并不知道，自己的造船厂，创造了中国首个乡镇企业的历史。
创造历史的，其实只是3个普通的手艺人，开始他们将工具凑到一起，共同做起修理木船的生意。作坊太小，没有名字。顾客都是本村人，生意很不错。
村子叫席祁村，紧挨着无锡县城，2000多口人，半个世纪前的中国江南乡村，水系发达，人们摇着小木船，穿梭往来，经营生活。
没有人觉得这个修船作坊的与众不同，在广大的中国农村，手工业有着相当长的历史。农忙务农，农闲做工，在传统的中国乡村，农民合理地安排着自己的劳动时间，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
第一次听说“工业”这个词，是1958年。王兴山只有14岁。村里忽然开始热闹起来，席祁村被上头的工作组改名为春雷大队。裁缝社、瓦工队、机修厂纷纷成立，人们敲锣打鼓地创办“五小工业”。在一张张皱皱巴巴的纸币上，他看到厂房、汽车、机床、高压线塔和大烟囱。
那时的中国，是一个工业化战役全面发动的时代。在“超英赶美”的理想冲动下，毛泽东在中国农村发起“社办工业”的运动，提倡村村有化肥厂、机修厂，在国家没有投入的背景下，让农村实现工业品的自给自足。
工业革命以来“在城市发展工业”的传统工业化路径，在中国被改写，毛泽东试图让中国的广大农村和城市一起，实现中国人百余年来的工业化梦想。
一些原本独立工作的手工业者，在公社化的浪潮中，被统一收编进手工业社，按工分领取报酬。
“糊纸盒、缝衣服，没有机械化的设备，算不上工厂。”老支书殷志明回忆，农业还是大头儿。
因为家里困难，1961年，17岁的王兴山被生产队安排到造船厂当学徒，在这里，可以拿到比务农更多的工分。
此时的修船作坊，也同样被队里收编，工厂有了正式的名字——春雷造船厂。工人已从3人增加到20多人，除了维修小木船，人们已经可以建造30吨的大木船。厂里的“工人”，都和王兴山一样，来自春雷大队，3年的学徒时间，让这些没有技术的农民变成熟练工。
政策并不稳定，停办工业的禁令，在60年代中期传达到春雷大队。“文革”期间，农民经商更被禁止。
但春雷村的工副业并未就此停办，就像没有人提倡时它也依然存在一样。
“劳动力得安置，国家没有投入，村里得靠这些厂子赚钱补贴农业。”殷志明说。
农民的坚持，和中国工业化的梦想无关，在国家对农业的投入少之又少的情况下，他们只能靠自己寻找生财的门道，否则没钱买化肥、没钱修水利，没钱给社员搞福利。
统计数字显示，1977年，中国的社队企业，已达到139.2万个，2328万农村劳动力在社队企业就业。社队企业创造的工业产值，占到全国的十分之一。
市场经济先行者
1978年前的中国，计划经济编织的网，笼罩着人们的生活。从采购材料到产品销售，一个工厂所有的生产活动，都有一条清晰的按部就班的通道。
139.2万个根植于农村的社队企业，并不在这张网中。在计划经济的缝隙里，他们艰难寻找着生活空间。
“我们是没娘的孩子，自己找奶吃，真是千辛万苦！”殷志明感叹，“我前任的书记，为了办工业，到无锡县去求大企业、物资局的领导，批一点材料给我们，不敢在市里吃饭，自己带一块饼。”
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这些没有任何经济学常识的中国农民，自觉践行着市场经济的规则。“什么销的好，我们干什么，材料、市场都得自己找。”殷志明说。
当了10年造船工后，聪明好学的王兴山，被提拔为厂里的供销科长，专门和“市场”打交道。
造船，需要木材。计划经济，供应很紧张，社办企业不在计划之列。“我们要靠自己去搞，无锡运输公司是有计划的，我们就和他们搞关系，把他们节省出的木材拉过来，好的硬木板材，要到各地收。”
“销路也得自己找，物资公司不要我们产的东西。”王兴山说，虽然上头规定，社队企业的产品，只能在本村销售，但他还是跑到了镇里，甚至无锡寻找客户。
东亭运输公司是春雷造船厂的大客户，按计划配给他们的两艘大木船，并不能满足运输的需要，其余的船只，他们便从春雷造船厂购进。
“我们在挖社会主义的墙脚。”王兴山说。
社会主义的墙脚怎么能挖呢？指责之声从未停止。
原农业部乡镇企业局副局长张毅回忆，1975年，江苏组织了一个百人“资产阶级法权”调查团到常州调查，调查团认为社队企业的兴起，不仅动摇了农业基础，冲击了物资销售计划，而且腐蚀了干部群众，引向唯利是图，属于资本主义。
一向支持农村工业发展的张毅，在各种场合，为社队企业说话，但他觉得很吃力。
“国有企业是正统，计划经济是公理。”
曾经的辉煌
1978年，张毅觉得，事情不一样了。
11月，全国社队企业展览会，在农展馆举办。
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决定》中，明确提出，社队企业要有一个大发展。中央高层的明确支持，为社队企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1984年，中央出台了4号文件，社队企业正式更名为乡镇企业，创办主体，从公社和大队，扩展到“乡镇、村、联户以及农户”四个轮子。此后，众多扶植乡镇企业发展的政策纷纷出台。
中国农村工业的发展，再次迎来了政策环境的春天。在全国改革开放的背景下，他们褪去了“叛逆”的色彩，而成为改革的先锋。
1981年，春雷大队将土地分给了每家每户，这种从安徽凤阳小岗村起步的分田到户的土地改革，此时在中国农村已蔚然成风。
土地制度的变化，拨动了整个农村改革的关键一根弦。粮食增产，农民获得了自由，可以自主安排生产时间、生产内容，可以自己决定种地还是打工。农村工业的发展，因此获得了资金和自由劳动力。
在王兴山的记忆里，80年代是造船厂日子最好过的时候。没有了计划的限制，他们不用再到处求人批材料，无锡市需要用船的人，都来找他们订货。80年代中期，厂里引进了造船设备，已经可以建造50吨的铁船和水泥船，一年的产值能达到30万。
厂里的工人已经增加到100多人，附近村子的人都到船厂来找活干，他每年能拿到6000多块钱的工资，“比种地好多了。”
1984年，王兴山第一次翻盖了家里的房子，5间大瓦房，亮亮堂堂。
村里专门安排殷志明主抓工业，大大小小20多个厂子红红火火地建起来。村里八成的农民选择到工厂上班，1988年，村里的工业产值超过了1亿元。
整个80年代，全中国的乡镇企业都在以一种不可思议的神奇速度增长。那是乡镇企业最辉煌的青春年代。
33%的年均增长率，提供了全国近四成的工业品，为1亿多万人提供了就业机会。这些让人不敢相信的数字，让众多研究中国农村问题的学者跌破眼镜，他们把乡镇企业的发展，称赞为中国特有的奇迹。
“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邓小平说，“这不是中央的功劳。”
农业部乡镇企业局副局长卢永军认为，中国的乡镇企业，在80年代实现的增长奇迹，有两大促进因素，一是刚刚经历了短缺经济的中国，市场需求量巨大，二是国家鼓励乡镇企业发展，银行争先给企业贷款，乡镇企业有了充足的发展资金。
“红顶子”去留
为了办厂子，春雷村从镇上的银行贷了2000多万。
“几十万块钱，已经办不了厂了，光一个皮革厂，我们就贷了300万，集体经济没有那么多的积累。”殷志明说，“贷款都是以厂子的名义贷，村里或者镇上是担保人，很好贷，银行都支持。”
集体企业的身份，让绝大多数乡镇企业，获得了信任和便利。
“有个乡镇企业的名头，对我当然是好事。”鲁冠球说，这个略有秃顶，操一口浓重萧山口音的中国农民，同时也是中国最成功的乡镇企业家。他以7个工人、4000块本钱为起点发展起来的万向集团，如今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
1969年，鲁冠球选择了和宁围公社合作，这顶红顶子，让鲁冠球获得了身份的认同和安全感。
“我去跑订货会，好几千人参加，都是很牛的国有企业，你一个农村的小企业，谁理睬你，你要是集体的，别人多少还看你一眼，怎么说，集体也算国家的。”
在国有企业一统天下、个人办企业被严格限制的年代，这是唯一的生存可能。
然而，到了90年代，国有企业放权让利的改革已在城市中热火朝天，当身份不再是问题的时候，这顶红顶子的负面效应便开始凸现和引人关注。
“买一张桌子都要向政府汇报，样样要审批，这样怎么能做企业？”鲁冠球回忆。
不仅厂长们意识到“政企不分”的危害，镇村政府也不再想背着这个包袱。80年代贷款建厂的热潮，让很多村镇政府背上了欠债的包袱，企业发展不好，对整个政府稳定都会产生影响。
摘掉乡镇企业的红帽子，成为双方的共识。
精明的鲁冠球又先走了一步，1987年，他就提出了“花钱买不管”的提议。
这个提议引起了巨大的争议，从镇到区再到杭州市，一直到了省长办公会议上。事情最终有了结论：鲁冠球将企业净资产的一半1500万元划给宁围镇政府。后来，当地政府的一家客车厂濒临倒闭，宁围镇政府以股权换得万向的援手，最终政府的股份变为1/3。
后来的潮流，证明了鲁冠球的远见卓识。10年后，在中央政策的推动下，全中国的乡镇企业，都在经历民营化的浪潮，“集体企业”褪去了集体的外衣，而成为中国最大的民营经济的土壤。
两种图景
1994年，在春雷村20多个村办企业中，春雷造船厂第一个转为私有，买主是王兴山。
此后，造船厂的效益便一直不好。90年代以后，江南水乡的陆路交通开始发达，道路越修越宽，河道越来越窄，木船没有了销路。
王兴山辞退了工人，靠着自己的手艺和家里人的帮衬，重新做回木船维修的生意，一年能赚十来万块钱。
灯泡厂、纸盒厂也相继倒闭了。
“规模小，销路不好。”殷志明这样总结村办企业衰落的原因。
将1998年和1996年的统计数字进行对比，就会发现，转制后的乡镇企业，普遍遇到了一个坎儿。这一年，乡镇企业的数量减少了332万个，吸收农村劳动力从13508万人，减少到12537万人，净减了971万人。
“90年代，市场环境已经从短缺变为饱和了，再加上转为民营后，国家对集体企业的扶植政策就不能再享受了，一些基础差的小厂，就倒闭了。”农业部乡镇企业局副局长卢永军分析。
接手厂子的时候，王兴山曾考虑再三，“厂子归了自己，倒了亏了，都得自己扛着，每年的租金还要照交，压力挺大。”
没想到，担心变成了现实。说话底气十足，声如洪钟的鲁冠球，却从来没有失去过自信。
完成转制后的第二年，上交所成立，鲁冠球把自己的企业运作成中国首个上市的乡镇企业。1985年开始，他就和外国人做起了生意，从1990年开始，鲁冠球用了9年时间把一个生产汽车零部件的企业，打造成一个在纳斯达克上市的国际化企业。
很多优秀的大学毕业生、海外留学生，纷纷来到萧山宁围镇，给这个“农民企业家”打工。12月份，中国乡镇企业家协会特别选址无锡锡山，这个乡镇企业的发源地，召开改革开放30年论坛。
工业化向往
两公里外，王兴山站在一片废墟前眺望，这里曾经是他的工厂，如今只剩三间没了屋顶的厂房，昔日船来船往的北鑫塘河，现在只是一条小水沟。
被王兴山辞退的村民，很快在距造船厂不过百米的经济开发区找到了工作。
这个始建于1992年的省级经济开发区，引进了200多个拥有先进技术和资金的企业。开发区占去了村里一半的土地——2000多亩。
城市工业，在90年代以强势进入农村。
望着开发区里整齐的现代化厂房，王兴山感到了自己的弱势。
和无锡众多的乡村一样，如今，春雷村早已没有了农田。分散或集中的厂房，在2002年占据了村里最后一块耕地。
没有了土地的农民，都已转成了居民，他们住在征地后建起的楼房里，到工厂上班，将原来的平房出租给到村里打工的外地人。他们的孩子，可以在附近村里刚刚建成的幼儿园上学，为了方便职工的孩子上学，经济开发区在去年投资500万建了一所新幼儿园，5层的楼房，明黄色的外墙，从无锡市区请来了老师。
“没有这些厂子，村里不可能有这样大的变化。”殷志明说。
即便已经过上和30年前大不一样的生活，王兴山依旧诚恳、羞涩、低调，讲难懂的无锡地方普通话，外套上总似落了层灰尘。
作为中国首个乡镇企业的第15任厂长，也是最后一任厂长，王兴山从17岁入厂当学徒开始，就已经成为一名技术工人，如今，他户口本的身份一栏，也填上了居民两个字，但王兴山从没产生过这种身份的认同。
他总想起小时候村子的模样，一条黄土路，到处菜花香。
（本专题与新浪网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