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包丽敏

　　一名农民工出现在14年前的报面上。他背着大包小包，风尘仆仆地进城谋生。“城里没有他的户口，没有他的家和住房。他和城市唯一的联系只有他脚上的那双‘解放鞋’。那种鞋是城里生产的，但多年来，只有农民穿。”

　　这是一个抽象的农民工形象。那时从农村进城的，不是一个两个，而是“起码等于两个上海市人口的2000多万壮劳力”。在那个年代，他们被普遍认为是“城里的麻烦”，各种系统都发出警告：公路铁路交通吃紧，社区管理治安告急，连计划生育工作者也出来疾呼：“他们在城里生孩子，谁管？”

　　多数城里人对这股涌来的人流感到恐慌，并抱歧视态度，连政府的措施大多也是围追堵截。但是，1994年年初的《中国青年报》一组系列报道，却肯定地指出，这个抽象的农民工，是“穿着‘解放鞋’的城市‘解放者’”。报道相信，这个群体，是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中的“解放军”。

　　“这是对当时学界、政界主流认识的不认同。”报道参与者之一、记者卢跃刚说。

　　在当时人们普遍以“盲流”这个带有歧视性的用语称呼这个群体时，《中国青年报》却在国内媒体中率先采用“剩余劳动力”这一中性称谓。这组系列报道便叫做“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调查报道”。

　　卢跃刚称，这样的提法，其实暗含着《中国青年报》的态度和立场，而这一态度和立场，在当时极具超前意识。

　　《中国青年报》对农民工问题的关注可追溯到1989年。那年春节，中国大地上前所未有地涌起一股惊人的“民工潮”，各地铁路告急。

　　“数百上千万农民工在中国铁路这根疲惫不堪的黑色脉管里潮水般涌动，北至黑龙江，南渡琼州海峡，西到新疆，东进上海，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奔突。”《中国青年报》的报道写道。

　　5名记者被派出去，迅速奔往各地。他们爬上火车，混迹在农民工中间。在他们历经数月观察和研究后完成的报道《1989中国第一号震荡》中，他们的视角直指潮起潮落表象的背后：由于工农业产品的不等价交换，加上耕地减少，人口增加，中国的农业在萎缩，农村正在出现普遍贫困，而农村劳动力的大量过剩已成为中国一大社会问题。报道特别澄清，这个从田地上涌起流向城市的群体不是“盲流”，而是“一支庞大的失业大军”。

　　面对这支流动大军，当时奉行的政策却是“把老虎赶回笼子去”。

　　然而到了1993年春节，又一波“民工潮”汹涌而起，规模超过了前一次。

　　“中国农村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这年年底，在北京怀柔召开的中国青年报记者年会上，报社副总编辑、部门主任和驻站记者们，热切地讨论起这个话题。

　　他们为什么偏要告别妻儿老小，到遥远的陌生地寻找出路？他们能被堵回去吗？他们可以就地被吸纳“离土不离乡”吗？他们的生存状态到底怎样？他们对国家的发展究竟意味着什么？

　　几天的碰撞中，大家达成了一个共识：做一次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调查。时任副总编辑周志春说，一家主流大报理应对中国社会的重大问题作出自己的回应。

　　在周志春的直接指挥下，时任经济部副主任卢跃刚起草了洋洋万言的第一份策划案，时任机动记者部主任张建伟随后起草了近两万字的第二份策划案。3万多字的策划案几经打磨通过后，6名记者开始了“覆盖式”采访。

　　他们采用社会调查和新闻操作相结合的方式，选定东西南北中5个流出省份，要求记者在每个流出省份深入一个村子，必须进行为期不少于一个星期的蹲点采访，随后再沿着这些农民工的流动路线，进入流入地蹲点采访。

　　“这是一个新的尝试。”周志春当时在他的记事本上这样写到。

　　1994年2月至3月，《中国青年报》不惜以13个整版，连续推出十几万字的系列报道。“这组报道投入的人力之多，策划、采访、制作、刊载的时间之长，所占版面之巨，都创下了本报的纪录。”一位资深编辑说。

　　在这组报道的整个采写过程中，编辑记者达成共识：所有报道都不用“盲流”这个词。

　　经过深入调查，他们认定，“民工潮”是“中国农民自发地走向市场、顽强地寻求异地劳动力转化的步伐”。而这股力量，“将不可遏止、自发地、全面地卷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成为国民经济发展中最积极的力量——解放生产力之力”。他们呼吁有关部门应当匹配与之相适应的政策。

　　如今，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已被普遍认为是中国工业化、现代化的必经之路。而在14年前，这组系列报道的压轴之作《第三次解放》中即写道：“一个定论是：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完成之日，就是中国的改革成功之时。”

　　这组报道后来被国内外多家研究机构收集，成为研究中国农民工问题的资料。

　　今天翻阅这些已经略微发黄的旧报，还能在这组报道中看到这样一篇报道：《我也是工人阶级！》这同样极富预见性——200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进城务工农民工“是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年这组报道的总指挥周志春感言，有责任感的新闻媒体，不仅要经得起时代的考验，还要经得起历史的考验。

　　《中国青年报》始终持续关注农民工问题。2004年初再次推出了关于农民工子弟学校的系列报道，关注“新产业工人”后代的平等受教育问题。此后，又组织人马深入调查“民工荒”现象。

　　今天，这个群体早已不再被称为“盲流”，也不再被围追堵截，捆绑着他们的户籍制度也在慢慢松动，甚至，他们中已经有人在务工地被选为人大代表，拥有了代表民众参政议政的权利。

　　如今，他们进城时，也不会像当年那样，穿一双“解放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