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着繁华的淮海路，拐进思南路，再左拐，便到了南昌路。突然之间，咫尺外的喧嚣不知不觉间渐次退去，你所置身的，是一个异常安静的所在。法国梧桐、老式洋房，任何人都会找到喜欢这里的理由。

　　这其中，有这样的一群人，也许，他们并不懂得法国梧桐的浪漫，也不关心所谓的“小资情结”，但他们却不约而同地喜欢这里，因为这里有他们的家———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科技工作者的家。

　　短短的一条南昌路，是上海众多科技社团诞生、集中之所在。50年前，上海的科技社团在“上海科联”、“上海科普”的基础上合并。南昌路47号，当年陈毅市长亲自将它命名为“科学会堂”，作为科技工作者的活动场所。

　　从此，无论在“向科学进军”的年代，还是在“科学的春天”里，无论在实施科教兴国、科教兴市战略的新时期，还是在推进创新型国家、创新型城市建设的新阶段，50年风雨兼程，这里始终凝聚着全市广大科技工作者爱党爱国、振兴上海的拳拳之心。

　　50年，一条路

　　“每次进南昌路47号都有一种特别的感受。在这个充满历史气息的空间里，看到墙上挂的前辈科学家画像，人自然会产生一种责任感，这是现在进一些新的办公楼所没有的。”一位科技工作者的这番话，道出了大家心中的“南昌路情结”。

　　现任上海市热处理学会理事长的潘健生回忆，当时他40岁上下，是上海交大的教师。作为热处理行业的年轻学者，常去科学会堂，那里有科协热处理学会的各类活动，清茶一杯，听听老一辈学者的讲座和报告，受益颇深。那时候潘健生正和同事在学校开办热处理车间，加工过程中遇到问题时，就带到科学会堂去讨论。有时候，他直接把小模具拎到科学会堂，向有经验的技术员请教。这种互相交流的好风气，逐渐扩展到“热处理”圈子以外，很多上海的工厂知道科学会堂有这么一个宝地，也纷纷带着问题上门，在圈子里寻求解决之道。那时，朋友们一起帮助别人解决技术问题纯属友情赞助，没有任何报酬。大家通过这样的交流，增长了知识，解决了技术问题，又是助人为乐，心情也很愉快。

　　进入上世纪90年代，随着国内、国际间的学术交流日益频繁，科学会堂原有的建筑布局及设施略显陈旧，已不能完全满足实际工作的需要。在李国豪、苏步青、谢希德、叶叔华等老一辈科学家的呼吁，和科协专职工作人员的努力下，科学会堂的扩建工程在1996年提上议事日程。2000年，由江欢成院士领衔设计的崭新的“思南楼”，像远航的风帆，矗立于南昌路思南路口，与几十米开外的科学会堂一古典一现代，相映成趣。

　　到了2006年，南昌路的科学地标又多了一个———连接新楼和老楼之间的国际会议厅。它被大家亲切称为“连接工程”。

　　“现在科协有科学会堂，国际会议厅和思南楼，还有各种大大小小的活动厅，会议室，硬件条件基本具备。我们在想，把科学会堂和复兴公园联动，把这里打造成举办学术活动的最佳场所。”现任市科协主席的中科院院士沈文庆正谋划南昌路的未来。

　　科技工作者之家

　　科协，作为党和政府联系科技工作者的桥梁和纽带，在促进科学技术人才的成长和提高方面，做出了显著成绩。著名的“抓斗大王”包起帆就是在市科协的首届科技精英评比中崭露头角的。

　　“当时，我做为一个工人发明抓斗，有了一些小名气，我们工会的一名干部叫小陆，他从报纸上看到上海要评选第一届科技精英，让我不妨试一试。可是‘科技精英’是上海科技界的顶尖人物，像我这样在生产第一线，而且只有助理工程师的资格行吗？后来我的同事去科协联系时，科协的同志十分热情，我听说他们还专门到我工作的岗位去调研，到码头第一线去考察，经过严格评审，我被评选为第一届科技精英，这是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直到现在，包起帆还把科技精英这个奖牌放在家里醒目的位置，时时刻刻激励自己。

　　50年来，从这里走出的院士、精英数不胜数。然而不管走多远，南昌路上的市科协永远是他们的家。

　　1992年，这里有过一次不同寻常的、令科技界激动的盛会———美籍华裔科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教授70岁华诞在此举行。选择科学会堂，也是杨教授本人的意愿。据市科协原常委、秘书长张文琴回忆，那天，古典优雅的科学会堂灯火辉煌。市科协为准备赠送杨振宁教授的生日礼物也颇费了一番心思，开始请上海市工业美术设计协会安排专家做一个杨振宁教授的头像雕塑，但因照片资料有限，立体雕塑的效果不够理想。几番辗转，上海画院决定请程十发先生作画。张文琴还记得，在程先生家里，程十发展开了那金箔为底松鹤为图的画作，一位著名老画家对一位著名科学家的情谊随之跃然纸上。

　　在报告会上，杨振宁教授还欣然接受了上海市科协授予他的荣誉委员称号。这是上海市科协第一位美籍华人荣誉委员。

　　科学，要为创新服务

　　科学家的价值，不仅仅在于探究高深学问的奥秘，更在于面对重大历史事件时挺身而出，用科学的方法为社会提供咨询决策，积极为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作出自己的贡献，尤其是科技竞争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更加突出的今天。

　　从这层意义上说，市科协在上海发展过程中诸如宝钢建设、汽车城建设等诸多重大发展问题上的贡献，无疑有着深远意义。

　　“1978年12月宝钢破土动工，上海市科协组织土木、建筑、水利等学会40多名专家，到宝钢工地考察学习。”曾任上海市科技咨询服务中心主任的宝钢顾问委员会副秘书长徐国权回忆，考察中专家们了解到日方专家为了防止矿石原料堆场地基滑坡，要在80万平方米范围内打16万根沙桩。“可是我们很多人认为，这一方案值得商榷。”

　　实践出真知。同济大学教授郑大同等马上调查上海已有的多处堆场，又两次到宝钢堆场工地考察，同时用计算机进行数据计算，并组织了两次专题讨论，撰写两份建议，分析了上海土质的特点和上海过去工程实践中的经验教训，提出不打沙桩，采取分级加荷预压处理的可行性。

　　在专家建议下，宝钢做了实地试验，最后决定减少打桩的数量，节约投资3000多万元。1979年12月冶金部和宝钢指挥部决定，通过上海市科协聘请24位专家组成顾问委员会，一个为重点工程服务的群众性的科技咨询组织诞生了。徐国权回忆：“顾问委员会先后组织过专题论证80多次，个别咨询上千次，提出重要建议60多项，在建设过程中遇到重大技术难题时，顾委会都起过重要作用。宝钢顾委会为国家重点工程进行咨询服务并取得出色成绩，可以说是开了国内咨询业的先河。”

　　宝钢顾委会的成功，让科技工作者备受鼓舞。1986年，中央领导同志视察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时提出，到“八五”期间，上海轿车生产要发展到年产30万辆，并且要加速零部件国产化的进程。上海要如何实现这一目标？为了回答这一问题，市科协接受了市汽车拖拉机联营公司委托，成立拥有20位顾问、100位专家参加的顾问委员会。

　　“10个月里，全体顾问和专家们分工协作，进行现场考察和市场调研。”中科院院士、市科协第三届副主席杨说，每位顾问都对综合报告提出了修改意见，并对各自承担的专题逐字推敲，终于在1987年6月23日完成了《上海市年产30万辆轿车项目前期可行性咨询报告》，提出了上海到2000年发展年产30万辆轿车的可行性。同时，专家组还提出了在安亭地区建设汽车城，进行城乡一体化的规划设想。

　　如今，这些目标都已陆续实现。

　　科学，要为大众服务

　　“‘蔡教授，我是您的学生。’我问：‘你是复旦大学电光源研究所的学生吗？’‘不是的，我在上海业余科技进修学院学习过。’”至今，市科协第二、三届副主席蔡祖泉依然会开心地回忆起这样情形，“我担任副主席时，曾分管过进修学院工作，学生毕业证上有我的名字，所以他们都把我尊为老师。那时，刚刚粉碎‘四人帮’不久，人们渴求获得知识，而考大学又非常难，所以科协特地举办业余科技进修学院，老师们都是来自各个学会的各学科专家，解了很多人的燃眉之急。”

　　科学家除了学术研究，还不能忘记的，是把先进的科技知识传播到城市和农村，传播到广大的市民中去，为提升全民的科学素质作出贡献。

　　市科协第七届副主席、肝癌专家杨秉辉难忘从1984年起担任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业余节目主持的20年时光。“从上世纪70年代初我就思考怎么发现早期肝癌，当时只要在手指上采一滴血检验，就可以验出是不是有早期肝癌的可能，方法简单，但很多民众却并不理解，一滴血怎么检验出肝癌？于是，我决定应邀担任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业余的节目主持。”

　　起初在北京东路外滩，后来电台又搬到虹桥路，杨教授主持的节目时间也从15分钟延长到1个小时。“我确实花费了很多时间，听众来信，我也是尽量及时回复。为什么这么做？因为这是我作为一名医务科技工作者应尽的社会责任。”

　　规模更大的还不止于此。很多市民也许已不知道了，每年上海热热闹闹的科技节、科技周，最初都是源自科协的倡议。

　　“科学普及是我们当年的重要工作之一。”市科协原党组书记、第三届副主席王乃粒说，1987年，科协倡议每年夏天，在全市范围开展“科普之夏”的科普宣传系列活动。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江泽民亲自出席首届“科普之夏”开幕式并讲话，提出“把科学技术的恩惠撒向浦江两岸”的口号，给广大科技工作者和科普工作者以极大的鼓舞。虽然当时的设施简陋，规模比较小，但它起到的作用是开拓性的。当年，全市便有1.5万名科技工作者深入工厂、农村、街道传播科学技术，500万人次参加了各种形式的活动，由此揭开了上海科普史上的新篇章。

　　正如马克思所说：科学绝不是一种自私的享受，有幸能够致力于科学研究的人，首先应该拿自己的学识为人类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