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 据《瞭望》新闻周刊报道：2008年是中国社会的多事之年。多起激烈程度升级的群体性事件、重大安全生产事故、食品药品安全事故，一次次敲击人们的心灵。深入探究这些重大事件背后的原因后，公众逐渐将目光集中于几个突出问题：一些地方权力与资本结合已严重侵害老百姓切身利益；一部分干部对群众呼声麻木不仁，对群众疾苦不闻不问，积累、激化了社会矛盾；重大事件后的干部问责需走向制度化和规范化，问责制应对干部日常行为形成硬性约束；重大事件善后措施中的“民主协商”程序应前置。

　　6月28日，因一个女学生死亡，贵州发生瓮安事件，160多间办公室、42辆警车等交通工具被烧毁，150余人受伤；7月19日，云南发生孟连事件，两名群众死亡，41名民警和19名群众受伤，9辆车辆损毁。11月，甘肃发生陇南事件，砸烧房屋110间、车辆22辆。

　　“群体性事件的激烈程度比以往大大升级。”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单光鼐说。单光鼐将瓮安事件看作是典型的群体性事件，因它是由偶然性较大的小事件引发，没有得到及时疏导，引发群众不满，导致多年积累的各种社会矛盾和民怨喷出。

　　透过孟连事件，人们也看到官员和橡胶企业间存在伤害胶农利益的利益共同体，与当地干部对群众要求的漠视和粗暴的工作态度。

　　一系列现象将矛盾深层原因指向“权金化”：一些地方部门与民争利、官商勾结，严重侵害群众利益；一些干部长期生活于官场“小圈子”，缺乏对老百姓的基本感情，不作为、乱作为，鱼水关系变成了水火关系。

　　2008年，干部问责更加普遍化和经常化。被问责干部级别从省部级到处级、科级，遍布各行政层级。“问责制度确实取得了一定进步，但距制度化、规范化还有较大距离。”中央党校党建部教授张希贤说，“问责，首先要以明确各岗位的党纪和法律责任为前提，确定问责的标准和规范。目前这方面仍然缺失。”

　　在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看来，问责制重要的不是事后问责，而应是事前有效规范干部的行政行为。只有明确干部的岗位责任，同时在重大事件发生后加大问责力度，才能使干部认识到问责制的重要性。“否则，群众就会认为‘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导致矛盾的升级和激化。”

　　一个有启发意义的探索，是重庆尝试建立利益协商机制。重庆出租车罢运事件发生3天后，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邀请出租车司机和市民代表交流、座谈，座谈会还在当地电视台、电台和新闻网站全程直播。

　　“重庆采取的方式告诉其他地方官员，应该学会协商和对话的方式，这是化解矛盾的重要手段，也体现着新时期‘以人为本’理念的要求。”国家行政学院汪玉凯教授指出。 张希贤说，从十六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八大，将是一个社会转型期，也是社会矛盾的凸显期。部分既得利益群体以及部分采取中立态度的观望者，他们都有可能成为改革的阻力。

　　改革进程中，社会利益多元化，必然带来利益碰撞和深层矛盾的暴露。而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客观影响，也在推动矛盾的提前爆发。这一切都要求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在确保稳妥的同时，更加具有针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