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北面有座阳明山，这座山原本叫草山，因多生茅草而得名，与明儒王阳明毫无关系，但如此充溢着文化气息的名称从何而来？此乃蒋介石败退台湾后的杰作。蒋介石退守台湾后选择这里做官邸，却忌讳草山有落草为寇之嫌，遂以其偶像之字改曰“阳明山”，这里的公园也改称曰“阳明山公园”。

　　蒋介石对王阳明一直是十分推崇的，他常自言：“王阳明‘知行合一’的哲学，我是自18岁，从读顾葆性先生时候起就开始研究的；以后50年来，更曾经读了再读，研究了再研究，他的《传习录》与《大学问》这两个小册子，真是使得我百读不倦，心向神驰，不知其乐之所止。”

　　蒋介石在台湾除了煞费苦心地“造”了座阳明山，还将传统文化平铺在了城市的路面上，台北市区几条东西向的主干道被他重新命名，从北往南依次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此外还有四维、八德之类典自四书五经的路名。

　　由此可知，蒋介石与中国传统文化可谓有着不解之缘。蒋氏虽中年后皈依基督教，但其思想主要以中国道统为根源。终其一生，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倡导甚力，自诩以服膺和承继儒家道统为己任。他时常以儒家道统的卫道者自居，为此不惜殚精思虑。在退居台湾的最后岁月里，仍旧发动了影响深远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

　　打政治牌作文化秀

　　国民党败退台湾后，因为有海洋天堑的屏障，得以有喘息的机会。1950年3月1日，蒋介石正式复任“总统”，岛内混乱的局面得以稍稍安定。

　　进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的经济社会已趋稳定。在1952年国民党第七次全体代表大会上，蒋介石把“保卫中国文化”、“实行民主宪政”、“平均社会财富”作为“光复大陆”基地建设的工作重点。但内战失败的阴影长期困扰着蒋介石，他反思丢掉大陆的原因，认为不仅是政治、军事、经济上的失败，思想、文化、教育方面也是惨重的失败了，丧失了民族自信和精神，所以他力图修复反共思想体系。

　　此时岛上特殊的社会文化状况，也颇让蒋介石寝食难安。因为台湾在1895年甲午战败后，被清政府割让给日本，日本人从此进行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殖民统治。日本殖民文化对台湾民众影响巨大，使得台湾民众文化心理上犹如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在长期孤悬海外的时代，很多台湾民众连对国家认同都发生了疑惑。台湾早期作家李昂小说《迷园》就是写主人公在国家认同问题上长期的迷惘失措，而吴浊流小说《亚细亚的孤儿》里描摹出台湾民众沦为半个世纪历史孤儿的困惑。

　　抗战胜利后，备受异族蹂躏的台湾终于光复，可惜没多久就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二二八事件”，这深深刺伤了台湾民众的情感。后来国民党败退后大迁徙，使台湾的人口自然地划分为台湾人和外省人两大块。台湾人对外省人有着一定的敌意，极端的“台独分子”挑战着蒋介石。

　　一些“台独分子”将政治矛盾放大为文化乃至种族冲突，鼓吹“台湾与大陆分离太久，文化习俗不同，已不同于中国人”，“台湾前途由台湾人决定”等等。就在“台独”势力叫嚣不停时，岛内出现了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的西化派，一场“中西文化论战”闹得不可开交。

　　为了保护传统文化，1966年11月，由孙科、王云五、陈立夫、孔德成等1500人联名发起了要求以每年11月12日即孙中山诞辰日为“中华文化复兴节”的倡议，这得到了蒋介石的赞许。

　　1967年7月，蒋介石倡导成立“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简称“文复会”)，并亲自担任总会长坐镇指挥，全力推动传统文化复兴。

　　“文复会”草创之初，蒋介石事必躬亲，在他的督导下“文复会”创建了众多专门机构和委员会，比如国民生活辅导委员会、文艺研究促进委员会、中国科学与文明编译委员会、中国科学技术与发明奖助委员会、“国剧推行委员会”等，这些委员会各司其职，执行文化复兴的具体工作。

　　如学术出版促进委员会负责整理出版古代思想典籍，向年轻一代普及学术精华，前后出版了大量古籍书目，像《周易今注今译》、《老子今注今译》、《诗经今注今译》、《孟子今注今译》等，还有《白话史记》、《白话资治通鉴》等。

　　负责伦理道德发扬工作的国民生活辅导委员会，则发起了“复兴中华文化青年实践运动”，制定出“国民生活须知”，对人们的衣食住行诸多生活方面提出基本要求，以期弘扬礼仪之邦的文明。经过修订的“国民礼仪范例”1970年正式颁行，把对青年的培养目标扩展为全社会的生活理想。

　　蒋介石非常重视“国文”和历史教育。日据时期台湾的学校禁读中国史，光复以后为了增强民族认同和民族自信，学校坚持以“民族教育”和“道德教育”并重政策。岛内各级学校都必须开设《生活与伦理》、《中国文化基本教材》等，重视学生的古文训练和传统文化的熏陶。蒋介石给各个学校共同校训几乎都是“礼义廉耻”，冀使传统文化生根发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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