鄱阳湖边激情燃烧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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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新华：
一家三代扎根共青城
现在野生华南虎已经濒临绝迹了，但倪新华19岁刚从上海来到共青城的时候，山上密密麻麻的丛林中经常有华南虎出没，他甚至还吃过几次当地农民猎杀的华南虎肉。
倪新华是1955年来德安县的第二批垦荒队员之一。他说，人们常说“共青城是98个上海知青建起来的城市”，但其实并不准确。共青城的垦荒者绝大部分是第二批知青，他们仅比第一批知青晚2个月抵达共青城。
“1955年，上海从一万多名青年中挑了1000多人到江西垦荒，留下来的有150多人。留在共青城的只有16个了，本来有18个，但有两个去世了。”倪新华对1955年上海籍垦友的情况都了如指掌，女知青基本上都回城了，陶金娣是极少数留下来的女知青。他笑称自己现在说的是“南腔北调”，上海话已经很少说了，但见着上海籍垦友，大家还是会很自然地用上海话聊天。
倪新华并不觉得垦荒时候的苦日子有多苦。在上海的时候，他家因为穷，对农活也略知一二，来共青城后他显得比其他知青更适应，插秧、围湖堤、盖茅棚，都难不倒他。留在共青城，对他而言，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没什么伟大的誓言，他只觉得在共青城呆得惯，日子也越来越好，就心甘情愿地留在这里了。
垦荒时候的“苦”，倪新华已经记不得了，但趣事、好事，他却记得特别清楚。也许容易幸福的人都有这样的特质——苦中作乐。比如，他干完农活后喜欢打乒乓球，练了一副好身手，以至于他1984年到邮政局工作后不经意地捧回了九江市邮政系统乒乓球赛第一名的金杯。又比如，在上世纪60年代大饥荒的时候，陶金娣省下自己的口粮给他吃，也让他至今念念不忘。
倪新华位于共青城小西湖旁边的房子，虽然已经有一定楼龄，但好在足够宽敞，有100多平方米。在共青城住惯了，倪新华再也不想回大上海去，他知足地说：“这100平方米要在上海可了不得，起码得几百万。”
倪新华至今还保留着勤劳的习惯，72岁的他从邮电局退休后又被单位返聘，负责机要文件的保管，每天蹬一辆前面有杠的凤凰牌自行车去上班。而他的四个子女也都在共青城成家立业，女儿和最小的儿子都在电力公司工作，二儿子在纺织厂上班，三儿子则在国土房管局工作。一家人和和睦睦，让人羡慕得不得了。
垦荒不是年轻气盛的吹牛
陈家楼是上海青年志愿垦荒队的发起人，仍住在共青城，今年74岁。老人身体不好，连着一个多月经常发低烧。回忆起53年前与陈毅（时任上海市市长）见面时的情景，陈老说仿佛就在昨天。
1955年4月，团中央向青年发出“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号召。当杨华带领垦荒队员在北大荒的土地上挥洒汗水的时候，上海这名叫陈家楼的青年也坐不住了。他当时是上海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他联络了十多名青年给陈毅市长写血书，要求组织上海青年去垦荒。
“你知道写血书有什么后果吗？”没想到，陈毅第一句话就这么问。
“知道。会得破伤风。”陈家楼有点故作镇定。
“知道就好，以后不要乱写，要爱惜身体。”
事情顺利得出乎他的意料。半年后，陈家楼作为上海青年志愿垦荒队副队长。不久，又有上海知青陆续到江西垦荒。这一年，上海一共去了848人。
后来陈家楼被错误打成了右派，处分决定的最后一条是“返回原籍上海”，这也是唯一不能让陈家楼接受的处分。“我要做一辈子的江西老俵，坚决不回上海，看看我到底是真革命还是假革命。”之后的一阵又一阵的“解散风”、“回城风”，都再未能把这位“老垦”刮走。
时至今日仍不后悔年轻时的选择，“垦荒不是年轻气盛的吹牛话，我没有失守对共青的诺言”。
双手建起一座城
因为共青垦殖场背靠鄱阳湖，常年养鸭，共青人最后就是靠着这些鸭子富裕起来了。1965年，共青城建立板鸭厂，成为当地支柱产业，于维忠成为第一任板鸭厂厂长。后来，在看一部抗美援朝题材的电影时，于维忠发现电影中的美军士兵睡在羽绒睡袋里，觉得这个东西不错。当时，板鸭厂杀完鸭子以后鸭毛一地，也没有利用。于维忠就跑到广东、湖南等生产羽绒制品的厂家取经，想搞羽绒制品，不料受尽奚落。有人把脸一沉说，“简直乱弹琴，鸭绒是外贸统购产品，你们怎么能搞！？”
于维忠于是自己背了两件做好的羽绒服到上海找“娘家人”帮忙，在当年的广州秋交会上，上海的一家进出口公司把这两件羽绒服拿去展销，不料当年就拿下了580件出口加拿大的羽绒服订单。
1971年，共青垦殖场成立起羽绒厂，另一名上海女知青宋广伦成为羽绒厂首席设计者。如今，共青城已经成为全国有名的羽绒服生产基地，“鸭鸭”羽绒服叫响世界。
如今，不但于维忠在共青城安享晚年，其子女也全都留在了这里。走在共青城大道上，每棵樟树，每条湖堤，都会让于维忠心生感慨，毕竟这是他和其他知青们从无到有，一手建起来的城市。
文\图 本报特派记者练情情、刘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