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样的时代状况，不久前去逝的王元化先生称之为“文明的物质化、庸俗化与异化”。这样的时代，不也是一个充满疑虑的世界吗？对于这样一个世界，当代中国的法律人，又应当做出什么样的回应呢？

　　喻中

　　1931年11月17日，在纽约律师协会举办的年度晚宴上，年届六旬的卡多佐法官面对众多的法律界人士，发表了一篇情理交融的演讲：“信念和一个充满疑虑的世界”。由标题即可看出，演讲的关键词是两个：疑虑与信念。

　　疑虑缘何而生？这个世界为什么让人不安？为什么充满疑虑？按照卡多佐的解释，原因只在于，这是“一个被许多人称为玩世不恭和利欲熏心的年代”，而法律职业“正致力于追求金钱和权力”。其实，人们的不安和疑虑还有一个更大的背景，那就是1929年发生的震惊世界的经济危机。这场危机不仅造成了社会财富的大量流失，是一场十足的经济危机；而且还严重地动摇了人们对于未来生活的信心，因而也是一场精神危机。无边无际的疑虑甚至焦虑，就是因此而滋生。

　　在这样一个充满疑虑的时代，卡多佐的演讲特别强调了法律人的信念：首先，是对法律本身的信念。在卡多佐看来，通过发展自己的司法方法与法律哲学，“造就适应本土哲学的当代法律”，就能够在混乱中重建秩序。对于法律人而言，如果能够“将法律从昂贵变得便宜；从密封的书本变成鲜活的文字；从富人的世袭领地变成穷人的遗产；从显示技艺与压制的利剑变成诚信的支撑、无辜者的保护伞”，那么，（模仿圣经中的口吻）这世上的人就有福了。其次，是对于“神话”的信念。因为，那些“关于制度和事件的神话，才是真正重要的东西”。卡多佐在此所说的神话，实际上是对于某种法律符号的崇拜。譬如，大宪章作为英国人成功地反对王权的象征，随着时间的推移，已越来越像一个“神话”，以至于英国宪政史，都可以看作是对于大宪章的一种评注。再譬如，权利法案所代表的精神，就要比它宣告保护的这种或那种特权或豁免权重要得多，因而，也充当了美国法律领域内的神话。

　　最后，还有对于道德的信念。无论是政治艺术还是法律艺术，都与道德密不可分。卡多佐打了一个比方：就像在所有的食物中，即便是一块脆饼干，也都存在着水，而且在绝大多数食物中，水的成分都要远远超过其他东西。

　　卡多佐由此认为，道德与水的情况一模一样。在法律人劳作的领域，法律与道德虽然完全不同，两者的区别也确实存在。但是，卡多佐却相信，法律就像一块脆饼干，无论看起来多么坚硬、干燥，只要你咬开外壳，就有粘合固体的汁液，那可是最甜美的地方。

　　在一个充满疑虑的世界面前，法律人应当做什么？能够做什么？卡多佐的回答是，既要创造出适合于本土的司法方法及其司法哲学，以之为秩序的重建提供技术性的规范；也要重视象征性的法律符号对于凝聚人心的独特价值，让世人的期待与信仰有所寄托、有所皈依。

　　同时，还要重估道德、利他主义在法律艺术中的功能———表面上看，法律与道德互不相干，实际上，道德的汁液无处不在，流淌在法律实践过程的每一个环节。换言之，通过以上三个方面的努力，法律人就可能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消除人们的疑虑，重建人们对于世界、对于生活的信心。

　　作为一个世事洞明、并受到广泛尊重的资深法官，卡多佐对于“一个充满疑虑的世界”的回应，对当代中国的法律人来说，意味着什么？须知，当代中国的社会状况，虽然迥异于1931年的美国社会状况，但是，当代中国的法律人所面对的，依然是“一个充满疑虑的世界”：因为信仰的缺失，我们的时代不乏“玩世不恭”；因为“物质化”或“物质的热”，我们的时代处处可见“利欲熏心”；我们的时代对于“金钱和权力”的追求，几乎见之于每一个行业。对于这样的时代状况，不久前去逝的王元化先生称之为“文明的物质化、庸俗化与异化”。这样的时代，不也是一个充满疑虑的世界吗？对于这样一个世界，当代中国的法律人，又应当做出什么样的回应呢？

　　这显然是一个宏大的问题，不可能在这篇短文里展开论述，但是，顺着卡多佐的思路稍作延伸，以下几个方面也许不是无关紧要的。

　　首先，当代中国的法律人有必要逐渐提炼出自己的司法技术———尤其是中国司法的核心技术，不要让我们的司法哲学总是成为“海外哲学的机械复制品”。我们的司法技术应当理解当代中国人所特有的是非观、公正观，应当着眼于解决当代中国所特有的矛盾与冲突。通过现实问题的有效解决，让我们的司法成为“世间自有公道”的基本载体；通过提升中国司法产品的“可接受性”，重建人们对于司法、法律与秩序的信心。

　　其次，当代中国的法律人还应当塑造出我们自己的象征性的法律符号，以之作为“定心丸”，以之作为凝聚人心、整合社会的标志。在卡多佐的眼里，英国有自由大宪章，美国有权利法案，我们中国有什么？哪种传统资源足够恒久，可以充当这样的精神符号？环顾我们的新旧传统，现行宪法当然具有这样的潜力，然而，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把我们的宪法塑造成为一个卡多佐所说的“制度和事件的神话”？

　　必须看到，这样一种稳定而恒久的精神符号，既是道统之所系，也是政统与法统的终极依据，没有这样一个“神话”性质的符号，一个政治共同体的公共秩序就将处于飘浮状态，人心就会“泛若不系之舟”。

　　最后，当代中国的法律人还有必要进一步提升法律实践过程中的道德智慧，强化法律职业伦理的规范性，增强法律人共同体的道德品质。

　　看看卡多佐的职业生涯，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一个成功的法律人，绝不可能是仅仅熟悉法律条文的法律技工，他必然具有广泛的人文修养，充沛的精神力量，强健的道德意识，只有凭借这些深藏于内的定力，一个人才可能有效地抵御各种各样的诱惑，并把道德的“甜美汁液”贯注到法律实施的各种环节。

　　概括起来，不妨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当前这个充满疑虑的世界面前，法律人既需要发展自己的具有民族个性的法律技术与法律哲学，也需要某种带有“神话色彩”的、作为法律精神、法律灵魂的象征性符号，同时，法律人共同体的道德意识，也是一种不容忽视的“软实力”。

　　当代中国的法律人共同体，倘若能够把这三大因素有效地结合起来，必将有助于消除这个世界的疑虑。以此为基础，才可能建立起当代人对于未来的信念。

　　(作者系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