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楚网消息 (楚天都市报) 高铭暄，著名法学家和法学教育家，新中国刑法学的奠基者和开拓者之一，中国国际刑法研究开创者。历任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主任、法学院院务委员会主任；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三、四届学科评议组成员及法学组召集人，中国法学会副会长，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会长等。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高铭暄日前提出建议：国庆60周年之际，特赦一批确有悔改表现的普通刑犯。据悉，我国1959年至1975年共实行过7次特赦，仅1959年的特赦对象包括普通刑犯。

　　专家建议

　　“60周年特赦”时机合适

　　“随州特大杀人案凶犯熊振林上诉，谋求获得‘国庆60周年大赦’”，引发舆论对我国赦免制度的关注。

　　新中国刑法学的奠基人之一、著名法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高铭暄昨日建议：中央在国庆60年之际实行特赦。

　　高铭暄指出，利用60周年大庆的机会展示国家成就、进行阅兵都是必要的，此外，对已经改恶从善、有良好表现的服刑人员，依据一定条件提前释放或者减刑，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彰显国家恩德。他强调，这也是一些法律学者正在酝酿的意见。

　　法律依据

　　赦免制度由宪法规定

　　高铭暄指出，特赦制度本为宪法所规定，与打击犯罪并不相悖。此次建议并非针对“熊振林案件”而言。

　　高铭暄表示，我国赦免制度由宪法规定，决定权限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由国家主席签署特赦令。

　　据悉，赦免分为“大赦”和“特赦”两种。大赦是国家对不特定的多数犯罪分子的赦免，特赦指国家对特定的犯罪分子的赦免。在中国法律中，只有特赦而没有大赦。

　　适应对象

　　没有悔改表现决不能放

　　针对“犯罪形势严峻不宜特赦”观点，高铭暄认为，赦免和打击犯罪是两手。对严重犯罪分子“该打击要打击、该判重刑要判重刑”。就像有重病就得进医院，该判的罪犯就应该进监狱；如果病人痊愈，符合出院条件的就要出院。

　　他指出，特赦可以体现“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但并不是无限宽和，不分青红皂白一概赦免。“没有悔改表现，没有改恶从善表现，对社会危险性还很大的，决不能放出去”。

　　历史沿革

　　新中国曾有七次特赦

　　中国宪法规定，特赦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发布特赦令。

　　从1959年到1975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根据历次宪法先后作出过7次特赦决定。第1次是1959年，特赦经过一定时期的改造、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第2～6次，特赦经过一定时期的改造、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伪满洲国和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争罪犯。第7次是1975年，特赦释放全部在押战争罪犯。

　　高铭暄指出，特赦对象包括普通刑事犯罪的只有第一次，到现在已有50年；最后一次特赦距现在也已30多年。

　　特赦并非年年要做，今年是比较合适的时机，以往也都是在国庆阶段。“让宪法有些制度不至于空悬在那里，这也是人大常委会的职权之一”。 据《羊城晚报》

　　舆情调查

　　昨日，腾讯网就“你是否赞同国庆60年实行特赦？”进行在线调查，6小时内有近2万名网友投票，近八成持反对意见。

　　反对者认为：现在犯罪形势严峻不宜特赦，对待重犯应保持原有判决，不能宽和对待放虎归山。

　　相关链接

　　中共中央1959年特赦罪犯的建议

　　（节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建议：在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时候，特赦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

　　党和人民政府对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罪犯实行的惩办和宽大相结合、劳动改造和思想教育相结合的政策，已经获得伟大的成绩。在押各种罪犯中的多数已经得到不同程度的改造，有不少人确实已经改恶从善。根据这种情况，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认为，在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时候，对于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宣布实行特赦是适宜的。采取这个措施，将更有利于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对于这些罪犯和其他在押罪犯的继续改造，都有重大的教育作用。这将使他们感到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只要改恶从善，都有自己的前途。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一九五九年九月十四日

　　据《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