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楚网消息 (楚天都市报) 图为：襄樊三九酿酒厂外景

　　本报记者 张泉 李剑军

　　日前，襄樊市最大的白酒企业襄樊三九酿酒厂就因为上级公司的一纸任免文件，出了两个领导班子、两套公章并存的怪事。作为一家有着50多年历史的老国有企业，走过了一段怎样的发展历程？又何以出现如此尴尬局面？其耐人寻味的命运变迁背后，又藏着怎样的国有资产监管漏洞？这起被襄樊市国资委负责人称为“国有资产转让的典型案例”，或许能给我们提供一份生动的样本。

　　两套领导班子并立

　　老酒厂遭遇尴尬变局

　　2009年2月20日，春寒料峭。位于襄樊市环城路的襄樊三九酿酒厂笼罩在一片雾霭之中。

　　约一个月前，三九酿酒厂的母公司——湖北三九长江实业公司（下文简称“三九长江”）党委发文免去马永富酒厂党委书记、厂长职务，同时任命原厂党委副书记孙国富、原厂常务副厂长陈祥生分别担任党委书记、厂长。这个看似寻常的人事任免却在这家有着50多年历史的老厂里引发一场风波，至今无法平息。

　　这一段时间，无论是被新任命的酒厂党委书记孙国富、厂长陈祥生，还是原党委书记兼厂长马永富来说，都是一段非常特殊的日子。对孙国富、陈祥生而言，被上级公司党委分别任命为酒厂党委书记、厂长，用陈祥生的话来说，“是受命于危难之际”。虽然酒厂在今年2月4日在省级媒体上以广告方式公布了新任领导班子，并声明厂原有印章从今年2月1日起作废。但事实上，“原印章至今仍在使用”，倒是新启用的三枚印章没怎么用。因相关工作没有交接，履职之艰难给他们的印象十分深刻。

　　而对于在酒厂担任党委书记、厂长13年的马永富来说，被突然免去“一把手”职务，让他心绪难平。他接手酒厂时，该厂还是发不出工资的特困企业。如今，该厂销售收入近2亿元，跻身湖北省白酒行业前四，成为襄樊市最大的白酒生产企业和纳税大户。他本人因为领导这家企业，曾获湖北省五一劳动奖章，襄樊市劳模，优秀党务工作者等多项荣誉，酒厂连续六年被评为双文明单位。在他看来，作为民营企业的上级公司党委，根本无权任免国有企业的党委书记、厂长人选，而且任免程序未经过襄樊地方组织部门，不符合组织程序和法律规定。他仍然是酒厂“一把手”。

　　上级公司的任免文件下达后，干部职工议论纷纷。一个多月来，三九酿酒厂一直处在两个领导班子、两套公章同时并存的尴尬局面中：厂职工大会不能开，重大决策无法执行，干部职工也无所适从，有事不知向谁请示。

　　今年2月19日，记者来到酒厂采访，向职工们打听党委书记、厂长在哪办公时，职工们一脸迷惑地反问记者：“你找哪个党委书记、厂长？马厂长还是陈厂长？”

　　不仅干部职工感到迷惑，酒厂的一些往来单位也感到迷惘。该厂定点接待酒店的工作人员也提出疑问，“两个领导班子，接待费用究竟谁签字算数？”

　　4年前产权转让不规范

　　引发酒厂“家有二主”混乱

　　是什么造成酒厂陷入“家有二主”的窘境？这与4年前的一宗国企产权转让交易有关。

　　襄樊三九酿酒厂的前身是1956年成立的襄樊酿酒厂，国有企业，至今已有50多年的历史。九十年代，该厂是襄樊市21家特困企业之一。1995年，马永富走马上任担任酒厂党委书记、厂长，也是“受命于危难之间”：一年的销售收入仅2700余万元，全厂职工700多人发不出工资，处于半停产状态。

　　1997年6月，酒厂被三九集团兼并，并成为三九集团旗下的湖北三九长江实业公司的子公司。成立于1994年的三九长江公司，是三九集团全资二级企业，注册资本600万元，起初主要做贸易业务。随着三九集团的兼并扩张，该公司演变为管理型法人实体，最多时在中南六省拥有55家下属企业，到2002年只保留了两家全资子企业，即襄樊三九酿酒厂和武汉九生堂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2005年11月22日，三九集团将三九长江公司全部股权在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挂牌转让，标的物总资产为659.72万元，总负债为323.41万元，挂牌价为336.3万元，即净资产额；下属的三九酿酒厂和九生堂公司因为净资产分别为-1800万元和-182万元，资不抵债，在评估中，被作为零值。转让合同明确要求购买人必须安置三九酿酒厂等两家子公司的职工，其中酒厂职工达700余人，安置费用需4000余万元。

　　同年12月27日，三九长江实业公司总经理邹远东的秘书郭力成功购得原国企三九长江实业公司的股权。然而，这起产权交易中仍有诸多引人争议的地方，并最终引发目前襄樊三九酿酒厂的人事任免风波。

　　争议一：

　　300余万元在账上打个转

　　24岁青年“空手”购国企？

　　据了解，当时年仅24岁的郭力根本没有资金来购买三九长江的股权，其资金全部借自江苏无锡的一名华姓老板。交易后，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出具了交割单。三九长江及其下属子公司也一并退出三九集团。转让合同中，三九集团明确表示，336.3万元的产权转让款全部用于三九长江公司及其下属企业的职工安置。而事实上，这笔钱划到三九长江公司账上后，当天就划走了，还给了无锡老板华某，根本没有对三九酿酒厂进行改制。

　　马永富称，这笔钱本来用于职工安置的，邹远东、郭力只将这笔钱在账上打了个转，就划走了，这样既买了三九长江公司的资产，控制了其下属企业，又没花一分钱，完全是“空手套白狼”！“交易时襄樊三九酿酒厂虽是负资产，但主要是长期的欠税挂账。更关键的是酒厂现金流平均每月上千万元，仅以一个‘净资产为负数’为由打包送人，而转让总价只有区区300多万元，这合理吗？”马永富提出质疑。

　　争议二：

　　产权转让存在不规范

　　酒厂改制一直未完成

　　襄樊市国资委副主任张襄生指出，由于襄樊三九酿酒厂是一个独立法人，三九集团如将三九长江公司及其下属企业打包出售，根据会计制度规定，母公司在资产转让时，应与全资子公司合并报表并披露，但上述交易中资产转让方并未这样做，应属违规行为。

　　谈到酒厂迟迟未改制的原因，邹远东解释说，主要是三九企业集团涉及债务诉讼，作为下属企业的三九长江公司股权被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冻结，直到去年底才解封。

　　对此，襄樊市国资委副主任张襄生指出，深圳中院冻结的只是三九集团在三九长江公司的股权，2007年底已解封，在此期间作为独立法人的襄樊三九酿酒厂资产并未冻结，生产经营活动照常进行，以此作为迟迟不改制的理由并不充分。

　　母公司“姓公姓私”起争议，并引发新话题

　　民企能否领导、管理国企

　　从三九长江及其子公司的命运变迁中，我们不难看出，此次人事任免的争议目前最终落脚到一个问题上：三九长江目前究竟是国企还是民企。如果是国企，三九长江公司有权任命下属同为国有企业的党委书记和厂长；如果是民企，它能不能领导和管理一个国有企业？襄樊市国资委副主任张襄生称，这种现象在此前的国企改革中还从未出现过，这还是一个全新的问题。

　　马永富认为，从三九长江股权被交易之日起，三九长江就已改制为民营企业。三九长江未出资对酒厂改制，也因此没有取得酒厂的产权，根本无权任命三九酿酒厂的领导班子。

　　而邹远东则称，三九集团在上述产权转让合同中明确承诺，所转让的产权没有执法机构查封资产的情形、没有诉讼正在进行中的情形，但事实上三九集团因债务纠纷，三九长江的股权在挂牌交易时已被冻结，因此三九集团违约在先，造成交易无效，三九长江公司仍是国企，并且拥有襄樊三九酿酒厂的产权。三九长江党委完全有权任免下级子公司的负责人。

　　记者调查发现，同为三九长江公司下属企业的武汉九生堂公司事实上已改制为武汉远东肽谷生物集团有限公司，其中邹远东占有65%的股份，郭力占5%的股份。而三九酿酒厂因未完成改制，性质仍为国有企业。

　　为弄清三九长江公司的性质，2月12日，张襄生专门前往深圳拜访了原三九集团企业管理部负责人骆仕斌。谈到邹远东的身份，骆仕斌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集团有规定，只要企业改制，原有人员不再是三九职工”。至于襄樊酿酒厂的产权归属、三九长江公司是否已改制为民营企业，他表示“不好说”，要请示领导后才能答复。

　　张襄生说，“如果三九集团迟迟不出具书面复函，我们只有向省国资委或向国务院国资委请示，对长江实业公司的性质进行认定。”

　　忠三律师事务所襄樊分所陆明乐律师认为，从转让合同上看，郭力取得襄樊三九酿酒厂的产权是有附加条件的，即必须履行安置该厂职工的义务。事实上，三九长江公司产权购买人及实际控制人均未履行合同义务，当然也不能拥有襄樊三九酿酒厂的产权。

　　这起任免风波已引起襄樊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该市主要领导多次听取汇报，并组建了工作专班，全力维护酒厂的正常生产经营秩序。而不论马永富，还是孙国富、陈祥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均表示，目前，维持酒厂的稳定和正常生产经营最重要。

　　襄樊市国资委有关负责人接受记者采访时，称此次事件为国有资产转让中“一起非常典型的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