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席记者于茂世

　　曹谨在台湾享有盛名，由人而神，独因抗击英国侵略者，擒获173个“夷鬼”乎？

　　答案是否定的。

　　“（英夷）除却船炮，无他技能。唯在大洋中难与争锋，近岸即无能为。平日沿海牧令（政令）能信孚于民，真可制梃挞之矣（一如杀猪一样制服英国侵略者）。然孰能为，孰肯为乎！”——这是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十二月十三，晚年曹谨自台湾告病回故乡沁阳后赋闲在家，向前来看望他的好友李棠阶倾吐而出的肺腑之言。

　　从这段话中，可以读出曹谨对英国侵略者有着清醒的认知——在战略上，他藐视英国侵略者；在战术上，不与英国侵略者在大海上周旋。

　　曹谨打的是“自卫反击战”，地点在“近岸”地带，用的是“乡勇”百姓——而他克敌制胜的“法宝”是“平日沿海牧令能信孚于民”。

　　平日百姓拥戴，战时乡勇自然奋力杀敌。

　　问题是：曹谨为什么能够获得百姓爱戴？他的平日政令，又是什么？

　　这还得从头说起。

　　曹谨出生于贫寒人家，但自幼聪颖过人。

　　参加童子试，他获取府试（怀庆府）“秀才”第一名。河南学正（相当于今日省教育厅厅长）鲍觉生惊异其文其才，称曹谨为“海内两少年”之一，并将其带到省城开封读书。

　　参加乡试，他获取河南“举人”第一名（解元）。主考官朱文定、陈左海（林则徐是他的学生）都格外看重曹谨，“并爱重称，奖异于他士”。其中主考官陈左海在《赠河内曹生怀朴解元谨二首》中称赞曹谨为天下“神驹”、云间“绣虎”——“更喜神驹出河内，真看绣虎接英灵。”

　　曹谨在怀庆府、河南省考试中，都取得第一名。在陈左海看来，他已经完成曹谨的“成蓝”重任——“愧我成蓝定谢青”。

　　曹谨“亦自负其才，谓甲科可立致”。但是，参加全国甲科会试，曹谨屡试不中“进士”，只“蓝”未“青”。

　　已到“而立之年”，曹谨四次参加甲科会试，始终不中“进士”；不中“进士”，意味着他不能“入仕”。

　　绝望之时，他接到参加“大挑”的帖子。所谓“大挑”，就是朝廷在屡次落榜的举人中再次选拔，授予其“入仕”资格。

　　“昔年曾赋少年行”的曹谨，“今日想看气已平”——34岁，曹谨担当直隶平山县知县。此后十余年，他一直在直隶6县任职，“皆得民心”，“赈饥惩盗，多惠政”，深受百姓爱戴。

　　为“入仕”，考试10多年；知县任上，一晃又是10多年。

　　曹谨难道就这样无奈被“废”？

　　知曹谨者，陈左海也。

　　在他看来，“曹怀朴殊达于政，惜羁绊畿紧（羁绊在天子脚下），未必能展骥足耳”。

　　中间发生了什么，现在不得而知。曹谨在直隶丰润县曾因“失察邪教”，被调往福建降级使用；在福建，告老还乡的陈左海很快出来说道，曹谨到陈左海的故乡福建闽县（今属福州市）担当知县。闽县是当时福建的好县，曹谨不但于行政序列得以重用，而且兼任起福州府海防同知，管理起军事事务——“是时，公年愈强，仕学愈邃，识益卓，治亦愈懋矣”。

　　在山高皇帝远的闽县，曹谨渐入“佳境”。

　　这儿还不是他的“乐土”——纵观感叹“孰能为，孰肯为”的曹谨的一生，他似乎是位“永远的愤青”。

　　“神驹”加“愤青”的曹谨的“归宿”，远在海疆，远在台湾……

　　“台南”的“宝岛禹王”

　　在闽县，曹谨遇到的最棘手的问题，也许是清军旗兵与当地百姓发生械斗。这样的问题处理不好，结果是难以逆料的。《清史稿·曹谨传》云：“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署闽县，旗兵与民械斗，持平晓谕厉害，皆服帖”；《曹谨墓志铭》曰“公挺身至旗军门外，明白晓谕，示利害甚悉，遂各帖然，盖信公者素也”。

　　另一个彰显曹谨“愤青”性格的，是他拒绝向“观音瓷像”下跪。

　　有一年闽县大旱，百姓从向有“闽刹之冠”的鼓山涌泉寺迎请观音瓷像至福州城，祈求风雨。百姓、官员跪在福州城内大街两旁，唯独曹谨拒绝下跪。有官员问：“你为什么不跪？”曹谨回答：“这是民间活动，《祀典》中无记载，也不是朝廷规定的祭祀活动，我作为朝廷命官，为什么下跪？”

　　这惊动了闽浙总督魏元（总管福建和浙江的军民政务，是清朝最高级的封疆大臣之一），“大吏奇之，以为可任艰巨”。是时，恰逢台湾严重干旱，盗贼横行，民变骚乱，数月不息。于是，闽浙总督将曹谨派往台湾凤山，平息祸乱。

　　1837年，曹谨到台湾上任时，台湾只有四县（台湾、凤山、嘉义、彰化）三厅（淡水、澎湖、噶玛兰）。曹谨先在台湾南部的凤山县担任知县，后在台湾北部的淡水厅任同知——而今，台湾仅有的两个“院辖市”（直属“行政院”）台北市、高雄市以及新竹市、基隆市等重要城市，都曾是曹谨的管辖区域。尽管曹谨只是个“候补海疆知府”，没有就任，但其所管辖的凤山县、淡水厅，几乎涵盖了当今台湾最为重要、最为发达的区域，也是人口最为稠密的地区。

　　曹谨“初来乍到”凤山、淡水时，当然不是这个样子。

　　当时，凤山连个像样的农田灌溉水利设施都没有；淡水，来自大陆的漳州、泉州、潮州移民为争夺地盘，械斗频仍。

　　曹谨改变了台湾——他被奉为“台湾第一循吏”、“宝岛禹王”——“导河夏禹绩同高”、“李冰治蜀功同著”正是台湾百姓对他的赞誉。他是有清一代唯一一位被神化了的历史人物：凤山为他建起了曹公庙，新竹把他当做城隍神。

　　新竹城隍爷是台澎地区“官阶”最高的城隍祀神，台澎金马所有城隍，都是新竹城隍的下属（清廷废淡水厅改设台北府后，仍以新竹为府治，新竹城是府城隍；1891年，光绪因星象卦算推测将有大灾难，决定以新竹城隍庙为消灾法会举行地，并加封其为都城隍）。新竹史学者张德南先生在《新竹都城隍信仰的研究》中曾考证出4位城隍神，其中以唯一入祀“名宦祠”的曹谨最广为百姓传颂。

　　这儿，先说“曹公圳”。

　　曹谨治下的凤山县在台湾南部，大致相当于现在的高雄县、高雄市、屏东县、凤山市等。

　　康熙年间设县时，全县“2445户，4078人”，新旧田园“8729甲（约98637亩）”。150年后，曹谨上任，凤山县人口已经20多万，土地几乎都得以开垦，但生产方式非常落后，没有任何水利设施，都是“望天收”——“邑治田土乏水源，淋雨则溢，旱则涸”。

　　1836年，也就是曹谨到任前一年，台湾南部大旱，秋粮颗粒不收，粮价飞涨，盗贼蜂起，乃至引发抢米夺官粮事件，骚乱由南而北，台湾局势动荡不安——时任台湾知府熊一本在《曹公圳记》中追述，曰“旱百有余里，闾阎（百姓）待哺，宵小跳梁……”时任台湾训道周凯亦云“夏秋缺雨，米价翔贵，匪徒造谣抢夺……各纠众起事……获犯斩枭凌迟280犯”。

　　1837年年初，曹谨至台，一方面赈济灾民，一方面训练乡勇，待社会治安稍有好转后，就开始修筑水利设施。

　　曹谨认为“弥盗莫如足食，足食莫如兴水利”，如果只把精力放在治盗上，就是本末倒置，“今日之盗民，乃昔日之良民”。

　　但是，开圳（渠）谈何容易？钱在哪儿？

　　县里没钱，曹谨只是一位伟大的组织者：凡受益者，有钱出钱，无钱出力。曹谨只是“肯为”而已，但曹谨之前，就是没有“肯为”者。

　　在曹谨的带领与组织下，凤山两年开圳44条，长130余公里，可灌田31500余亩，连横在《台湾通史》中说曹公圳筑成后，凤山“收谷倍旧，民乐厥业，家有盖藏，盗贼不生”。

　　尽管县府没拿一分钱，但当台湾知府熊一本奉命探视水利设施时，百姓“历述开圳经过，皆归功于曹公”，“是唯吾邑侯（曹谨）之仁贤劳苦，始克臻于有成，众何力之有焉？”

　　百姓请求熊一本为其命名，于是他将这一水利工程命名为“曹公圳”，并亲自撰写《曹公圳记》，立碑永志。

　　《曹公圳记》曰：“吾观从政之士：有以才能自诩者，当其述职长官，往往数十纸，不能尽。观者，咨嗟太息，谓：‘古循良，无以过之！’乃核其政之所就，则皆饰词邀誉，自为功利之谋。而所谓‘泽被生民’者，曾不可以终日，此其居心尚可问乎？若大令（曹谨）者，未为而不轻诺，未成而不轻言……（曹谨）不辞老瘁，不惜厚资，历二载而如一日，庶几‘知民之本计，而有强毅之力，真是而无妄之心’者欤……凤之士民从大令之教，合力而成之。所谓民情大可见者，今岂异于古耶……予曰：‘汝曹以邑侯功，则名之以曹公圳，可乎？’众曰：‘诺！’于是乎书。”

　　如今，曹公圳还在泽被台南地区，曹公庙额挂起“功同禹王”，这也许有点儿“夸张”——在我们看来。

　　但是，在台湾同胞心中，曹谨是台湾的大禹，一点儿也不“矫情”。

　　“台北”的“台湾城隍”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七月，当了整整21年“处级干部”的曹谨知县，终于步入“副厅级”行列，被任命为台湾府淡水厅同知。

　　当时，台湾南部开发较早，北部较迟，不少地方还荒芜着。清朝时，一般新开发地区设厅先行治理，也就是咱们现在常说的“大开发”。那时淡水厅的“势力范围”，而今已是台湾最为发达的地区，约略包括苗栗县、新竹县、新竹市、桃园县、台北县、台北市、基隆市等。

　　淡水是海盗聚集之地，加之来自福建漳州、泉州的移民结帮拉派，械斗不断，仇杀连连，治安混乱。

　　不平息族群矛盾，谈何稳定与发展？平息“分类械斗”，一如

　　他在凤山开圳一样，十分急迫。

　　台湾械斗，异于大陆。大陆南方地区有“械斗”传统，但大都发生在村落与村落，或家族与家族之间，规模相对较小，也易于平息。

　　台湾不同。台湾械斗主要发生在大陆移民的内部，它是按移民的不同祖籍划分阵营的，因此被学者称为“分类械斗”。这种械斗，有闽、粤械斗，漳、泉械斗，客家人与闽南人械斗，泉籍顶部移民与下部移民械斗等。这是台湾历史上的一种独特现象，至今虽然不再械斗开始“民主”，但不可否认的是，其遗风犹有，只是表现形式不同往昔了。所有这些，都是由台湾自身的历史推演出来的。曹谨时期，时任台湾巡道的姚莹在《东溟文集》中曾这样写道：“台湾之民，不以族分，而以府为气类。漳人党漳，泉人党泉，粤人党粤，潮虽粤而亦党漳。”

　　泉州人是在郑成功收复台湾时大量进入的；漳州人是在施琅收复台湾时大量进入的；因为清初“海禁”，广东客家人进得更晚一些。谁去得早，谁占好地方，“海口多泉，内山多漳，再入与生番毗连，则为粤人”。虽有相对的空间，但也难免争夺生存资源。一旦“小有不平，一闽人出，众闽人从之；一粤人出，众粤人从之”。“械斗”，说到底，也是捍卫自我生存空间的一种暴力表现形式。再者，行政力量的薄弱，也是分类械斗发生的一种基础。分类械斗，就常常与起事联系在一起。而官府为消除起事，又常常挑起分类械斗。

　　总之，越械斗，越积累仇恨。分类械斗，自然愈演愈烈。

　　1944年，淡水漳、泉械斗一触即发。曹谨闻讯，大为震惊。

　　曹谨冒雨火速赶到现场，痛陈利害，械斗得以制止。为彻底解除纠纷，他在“暴风眼”——大甲镇驻镇两个月，逐村逐户了解情况，谋划平息分类械斗的良策。他召集双方老者握手言和，并立《劝诫碑》，劝诫漳、泉移民世代和睦，永不再斗，“淡北七百余里得安堵，公之力也。”

　　因为平息械斗与缉拿海盗，朝廷撤销了曹谨因抗击英国侵略者而遭到的降职处分，“仍赏戴花翎，以海疆知府即补”——59岁，弄了个候补“正厅级”。

　　曹谨消弭“分类械斗”的努力，无疑是开发“台北”的一种前提与准备。

　　曹谨离开淡水31年、仙逝27年后，福建巡抚丁日昌巡视淡水，百姓仍不忘其恩。

　　丁日昌上奏朝廷，曰：“爱民，民爱，可于斯而得其概矣。”

　　曹谨抗击侵略者、打击海盗、消弭“分类械斗”等，都在谋求台湾稳定，捍卫台湾安全。

　　曹谨坐镇台澎地区“官阶”最高的城隍庙，荣膺新竹城隍庙祀神，亦“可于斯而得其概矣”。

　　（全文完）

　　图片说明：

　　题图为台湾平城炮台碑记。

　　主图为台湾曹公庙中的“功同禹王”匾额。曹谨知凤山县后，针对当地的情况，主持开圳修渠，彻底改变了“雨则溢，旱则涸”的状况，台湾人民把他比做大禹。 宋全忠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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