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的《小团圆》甫一面世，纠缠于这本书应否出版的道德沉疴随之泛起。2月22日，台湾版《小团圆》率先问世。2月26日，香港版《小团圆》紧随其后与读者见面。该书简体版将于4月份在内地上市。2月27日，台湾大学的张小虹教授在《联合报》撰文，严厉批评张爱玲遗产法定继承人宋以朗推出此书违背了张本人生前遗愿，在情感道义上属“盗版”行为，表示个人坚决“拒买、拒读、拒评”。对此，宋以郎罗列出张爱玲的诸份信件，以证自己并无过错。

　　若要进一步厘清张小虹教授的指责与宋以朗的自辩，有必要了解《小团圆》的来龙去脉。从某种意义上讲，《小团圆》的诞生始于张爱玲前夫胡兰成的“逼迫”。1974年，从日本往台湾任教的胡兰成，遭到余光中等作家以及媒体的强烈质疑，最终丢了来之不易的教鞭。在此期间，胡兰成有意撰写自传，其中必牵涉进作品正深受台湾读者喜爱的张爱玲。得知此事，张爱玲不甘被胡兰成牵着鼻子走，这才有了发愤的《小团圆》。

　　1975年，张爱玲4个月内完成了初稿，10月份完成了修改、二稿。1976年3月17日，张爱玲誊写完628页、16万字的《小团圆》，并将该书寄给了挚友宋淇夫妇，交待其在台湾和香港两地报上连载，扩大影响后再择机出书。

　　宋淇在读完《小团圆》后，给她回了一封长达六页的书信，力劝张爱玲先不发表，而是对文中男主人公邵之雍以及女主人公盛九莉的描述作出较大幅度修改，让胡兰成无空子可钻。因为书中所涉人物近百，绝大多数在现实中很容易对上号，如邵之雍对应胡兰成，盛九莉对应张爱玲。

　　而此时的胡兰成在台湾却有如落水狗，无法洗脱的汉奸恶名使他急欲抓住任何一根哪怕只能稍稍转移公众视线的稻草，而作为胡兰成前妻的身份很可能令张爱玲卷入漩涡不堪重责。并非没有先例，拜胡兰成所赐，张爱玲曾登上1945年出版的《文化汉奸罪恶史》。

　　宋淇的建议无疑触动了张爱玲。在其人生最后的二十多年光阴里，她不停地删改，但受制于那段刻骨铭心的记忆，以及难以割舍的痛楚，直到耗尽余生也未能画上句号。对这本书的出版，她的态度也曾多次出现转折。

　　张小虹教授的反对观点是基于张爱玲于1992年的信函嘱托。这年，张爱玲立下两点遗嘱，一是将遗产赠给宋淇夫妇，二是遗体火化后骨灰撒在任何一个无人居住的地方。连同遗嘱一起交到宋淇夫妇手中的还有书信，信上要求，“《小团圆》小说要销毁”。

　　宋以朗洗脱背叛“恶名”则缘于一年之后的另一封书信。这封信是张爱玲写给出版社编辑的，信中说，“《小团圆》一定要尽早写完，不会再对读者食言”。自此之后，张爱玲对《小团圆》不再有明确的交待。

　　就现存的这些纸墨判断，张爱玲对于《小团圆》的出版是极为犹豫和矛盾的。如果单从嘱托上看，作为张爱玲的遗产继承人，出版《小团圆》却有擅权的不妥，毕竟张爱玲此前有明确表示。至于与出版社的书信，对象不同，似不宜作为随意变更张爱玲嘱托的依据。

　　无独有偶，卡夫卡离世前亦曾嘱托好友马克斯 ·布洛德：把我的东西全部烧掉。然而，布洛德违背了卡夫卡的遗言，先后出版了卡夫卡的大量著作。虽然布洛德因此背负了沉重的道义十字架，但正因此，卡夫卡的文学造诣才得以张扬与传播。

　　从纯粹的道义上看，张小虹的指责有根有据，无甚挑剔。然而，如同卡夫卡，其作品之所以杰出，恰恰在于布洛德的“背叛”，才得以传世于人。同理，即便道义上可以指责宋以郎的擅权，但从文学角度看，也正是他的这种擅权，才使得张爱玲的文学造诣能够惠及于社会。对张爱玲个人而言，也是完整人生的重要体现。如果说宋以朗在道义方面对张爱玲似存有背叛，那也当是不必过于苛责的善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