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是佛教东传的必经之地，也是佛教完成中国本土化的地方。漫长的岁月给甘肃留下了大批的佛教艺术珍宝。“长期以来，世人都知道佛教艺术是甘肃文化的一大特色，然而众人只知甘肃佛教洞窟多，但对于馆藏文物却鲜为人知。”“今年一季度，在江西省博物馆举行的‘西风东渐——甘肃佛教造像艺术珍品展’，是我省佛教艺术珍品的首次亮相！”

　　首次亮相

　　从2008年12月28日开始，100多件来自甘肃的佛教艺术珍品在江西省博物馆精彩亮相。

　　这是一个被甘肃人忽视了的展览。关注它的人也仅仅知道有这么一个展览，对于究竟展出了哪些珍宝，知道的人寥寥无几。

　　“这100多件佛教艺术珍品中大部分来自甘肃省博物馆，也有一部分来自天水麦积山石窟、泾川县博物馆等地。”省博物馆历史考古部副主任王勇说。

　　“这次展览可以说是甘肃佛教艺术珍品的首次宏大亮相！人们给予了非常高的关注。”甘肃省博物馆馆长俄军说。展览从2008年12月28日开始到2009年3月31日结束，整整三个月时间，100多件佛教艺术珍品让江南地区的观众大开眼界。人们看到了1700年间佛教在中国流传变化的全过程，也见识了佛教初入中国时的文化碰撞和交融。

　　“这次在江西展出的100多件佛教艺术珍品，是从我省馆藏文物中精心挑选出来的，其中年代最早的是东汉时期的佛像，时间上跨越东汉至明清近1700年的历史，全方位展示了我国瑰丽的佛教文化和登峰造极的雕塑艺术。”王勇说。

　　甘肃是佛教东渐的必经之地。

　　长期致力于交通史研究的张国藩说，佛教传入中国的线路有三条，其一从东南亚传入云南等地；其二，经过尼泊尔等国传入西藏、甘肃，唐代高僧道宣著有《释迦方志》，详细记录了这条路，这条路正是后世所称的唐蕃古道；其三，就是沿着丝绸之路向东传播，这是佛教东传中最重要，也是最繁忙的一条道路。

　　俄军说：“这种传播是缓慢的，是逐渐的渗透。所以我们把这次在江西的展览命名为‘西风东渐——甘肃佛教造像艺术珍品展’，西风东渐其实说的就是佛教从西往东传播这个过程。”

　　佛教东渐过程中在甘肃境内完成了本土化，也给甘肃留下了大量的造像艺术珍宝，其中最为瞩目的就是玉、石、金、铜、铁、木、泥和瓷等各种质地的佛造像。这些造像最为常见的有释迦牟尼、观音、文殊、普贤、天王、度母等。

　　由于地理和交通上的因素，佛教传入江南地区的时间总体上比较晚，江南的佛教兴盛到了南北朝时期。在江南地区南北朝以前的佛像非常少见。因此，在江西省博物馆举行的展览，受到了当地各界人士高度关注也在情理之中。

　　佛国瑰宝

　　从这些首次亮相的佛教艺术珍品中，我们能够感受出1700年间佛教西风东渐的变化过程。王勇副主任详细介绍了在江西展出的佛教造像艺术珍品。

　　这次展出的第一件文物就是东汉佛造像。这件佛像高28厘米，佛跪坐在莲台之上，衣着发式都是汉代风格。“这件东汉的佛造像看上去不是很精美，佛像形象模糊，比例失调，带有很浓重的中国神仙色彩。但它的价值非常高，是一件佛教传入中国的早期作品。”王勇说。

　　可惜的是这件佛像是省博物馆的旧藏，从哪里来的已经不知道了！

　　南北朝以前的造像带着很浓厚的希腊色彩，大多混杂于表现世俗生活以及神仙道术的图像中，其形象均未脱“神仙像”的窠臼，仅被人们当作一般的神祇来奉祀。

　　“从这尊佛像中我们能看到他们受了汉代画像石的影响，造型稚拙古朴，显示出中国早期佛教造像原始的一面。”王勇说。

　　到了十六国时期，佛像艺术进入初创阶段，佛造像的创造尚处在模仿吸收和循规蹈矩的过程中，基本保持了印度式造像的风格。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犍陀罗佛像，它等于希腊化艺术的人体写实加印度佛教的象征标志，在公元初期的几个世纪中，犍陀罗仪式伴随着佛教的传播东渐中国、朝鲜、日本，为远东佛教艺术提供了最初的佛像范式。

　　到了北朝时期造像碑大为流行，佛教徒从中国传统的碑刻艺术中找到了灵感——在石碑上开龛造像。

　　这次展出的有一个北周时期的佛造像碑。这块佛造像碑高44厘米，宽31厘米，厚8.7厘米，造像碑的上方是五个翩翩飞舞的飞天，中间的佛祖结跏而坐，边上各有三个菩萨。下方则是一个类似中国传统特色的狮子抢绣球，两个人牵着狮子，中间是一个香薰。

　　这是造像碑流行时期的见证。造像碑是小型深浅浮雕作品，就是在石碑的正面，或二面、四面以浮雕、线刻形式开龛造像，用以还愿或施功德，在造像碑的下部还铭刻有造像的缘由和出资造碑人的姓名、籍贯、官职等文字，有的还刻有供养人像(线刻)。造像碑的式样非常多，很难找出相同的两件。

　　到了唐代，佛教中国本土化依然在进行中。此次参展中武威出土的唐代梵文彩绘陶塔，是一件非常罕见的文物。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梵文的影响依然存在。“这座陶塔高66厘米，底径35.7厘米，塔身呈八角形，基座呈圆柱形，每个转角处及上下端用朱红色画出倚柱以及木枋，基座下画满了莲花，塔顶可以揭开放入骨灰，塔的四个角落写有梵文。这种融合了印度和中国色彩的陶塔是国内非常罕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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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次展出中，佛骨舍利金银棺是其中最为抢眼的展品。

　　1400多年前的公元601年10月，隋文帝将佛骨舍利藏于泾州大兴国寺。公元690年10月，武则天诏令全国各地兴建大云寺，为了执行这个诏令，泾州的地方官员和僧人们整修了寺院，在隋代大兴国寺原址上兴建泾州大云寺，并把原塔基下的舍利石函取出，选择了当时最珍贵的珠玉宝石，做成铜、银、金棺，并以琉璃瓶盛放14粒佛祖骨舍利，再配以石函，于公元694年重新安葬放入地宫，建塔供奉。

　　这个唐代舍利宝函金银棺，由金棺、银椁、铜函3件组成。金棺装饰精巧华丽，棺盖和棺身通体用金片、珍珠与绿松石镶嵌成盛开的莲花，周围饰以金片组成的6朵小莲花；银椁前后面为上圆下方形，两侧前高后低似卧梯，整个椁形与敦煌莫高窟盛唐壁画“涅变”中所绘椁形极为相似；铜函为方形，子母口扣合，口沿下配有锁具。铜函装银椁，银椁装金棺，层层套装，结构严谨，制作工艺精美绝伦。

　　1964年12月，泾川县城关公社水泉寺村社员群众在翻地时无意间发现了大云寺塔基地宫，发掘地宫又发现了盛放舍利的石函、鎏金铜匣、银椁、金棺、琉璃瓶和瓶内珍藏的14粒佛祖骨舍利。

　　“甘肃省泾川县出土的唐代大云寺舍利石函和金银棺椁，震惊了当时的佛教考古界。”王勇说。西风东渐

　　众多佛教艺术珍品为何会在甘肃出现呢？它背后是怎样一段故事呢？

　　王勇说：“甘肃地处古代陆上丝绸之路东段，是从西域到中原的‘咽喉’与‘门户’之地。甘肃作为佛教向内地传播的前沿，佛教艺术在这里与汉族文化相互交融，然后向内地传播发展。这就是人们所说的‘西风东渐’。”

　　佛教发源于公元前5世纪左右的古印度，创始人是位于今尼泊尔境内的迦毗罗卫国的王子乔达摩·悉达多，即释迦牟尼。其时约当我国春秋战国之际。

　　张骞出使西域后，汉武帝发动了对匈奴的三次大战，霍去病两次远征河西走廊，西汉政府设立了河西四郡。中西方的文化交流更加的频繁。佛教逐渐传入中国。最早到中国来的高僧是印度僧人迦叶摩腾和竺法兰(均为中印度人)。东汉明帝永平七年(公元64年)派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往天竺(印度)寻访佛法。蔡、秦等在今阿富汗一带得到了佛经、佛像，并在大月氏与印度高僧迦叶摩腾、竺法兰巧遇，遂相邀同至中国。这是佛教正式传入中国的记载。

　　从汉代以后，从印度东来的传教者，从中原往印度的取经人，在万里丝绸古道上络绎不绝。佛教从西域传入新疆后，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一路向东。翻越天山后进入甘肃第一站就是敦煌，接着佛教沿着河西走廊往东经过酒泉、张掖、武威抵达黄河岸边，或者穿越乌鞘岭，从兰州境内过黄河，传往临洮、临夏。或者从景泰过黄河，经过固原、平凉、泾川等地传往关中。

　　今天人们看到的石窟，基本上就是沿着丝绸之路路线分布的。甘肃境内的有敦煌莫高窟、酒泉文殊山、张掖马蹄寺、武威天梯山、临夏炳灵寺、泾川百里石窟群、天水麦积山，还有宁夏固原须弥山等等。

　　随着佛教的传入，佛教造像也逐渐出现了。资料显示，佛教造像艺术产生于公元前一世纪至公元一、二世纪间的印度北部犍陀罗地区，是糅合古印度佛教思想与希腊雕刻艺术于一体的一种造型艺术。中国的佛教造像则是在东汉晚期(约公元200年)才在汉地出现。

　　中国的佛教造像艺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东汉、三国、西晋时期的佛像形象模糊，比例失调，基本上没有成为单独的体系。十六国时期佛像艺术进入初创阶段，佛造像的创造尚处在模仿吸收和循规蹈矩的过程中，基本保持了印度式造像的风格。南北朝时期，金铜佛造像的服饰、五官逐渐中国化、成熟化。隋唐时期佛教造像艺术日臻成熟，达于顶峰，形成独具风格的造像艺术。两宋是佛教艺术发展的一个新阶段，佛造像向世俗化方向发展。明清时期佛造像变得更加世俗化，装饰繁琐，姿势、表情呆板，艺术形式上更加程式化。

　　甘肃省博物馆所保存的佛教艺术品，数量之大，价值之高，影响力之巨大，已经为社会所熟知。在馆藏的16件国宝级文物中，佛教文物占了6件(组)。

　　本土化的见证

　　西风东渐，佛教不仅是通过甘肃传入中原的，而且也是在甘肃境内完成了与中国传统文化、民俗的相结合。“佛教的中土化过程正是在甘肃完成的！”俄军说。

　　甘肃的石窟艺术分布在长达近1500公里的狭长地带上，在这条地带上我们可以大体看到佛教艺术由西向东渐进的全部过程。从逐渐呈开放状的洞窟形制，以及造像题材内容和表现形式，人们都可以发现，佛教艺术每往东前进一步，都必须付出一定的代价，这个代价就是佛教改换自己面目。中原文化和本土文化对佛教艺术的一点一滴影响过程，在甘肃这条狭长的地带上逐步显示得非常清楚。

　　甘肃省博物馆保存的6件(组)与佛教艺术有关的国宝中，有一件是佛教与中国本土文化融合的见证。

　　“这件文物就是北凉时期的高善穆石造像塔。它是佛教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典型。”俄军说。

　　高善穆石造像塔出土在酒泉城南面，是用一整块的青黑色玄武岩雕凿而成，石质坚硬，造型优美，雕工精湛。宝顶、相轮、塔颈、覆钵经基柱座一应俱全。覆钵四周开八个圆形拱龛，7个龛中各浮雕一座佛像，经柱上阴刻《增——阿含经》经文和塔主高善穆的发愿文，这种字体是北朝写经体，笔势硬朗率真，还保存有隶书笔意。

　　值得关注的是：宝顶弧面上刻有北斗七星，以应天象，基柱阴刻着7尊菩萨像和一尊药师佛，在这些佛像的右上方，又依次分刻着八卦符号。

　　“北斗七星是我国古代指示大地方位的标志，八卦符号是我国古老易学观念的抽象化图式，这些都是中国传统文化，他们出现在佛教的塔上，反映了佛教在东传过程中同中国传统文化融合的趋势。”俄军说。

　　“在金塔寺、炳灵寺、麦积山等地的石窟中那些褒衣博带秀骨清像的人物造型，我们都会强烈地感受到甘肃石窟是佛教进入中国的第一站，是外来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汇聚之地。”王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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