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特权，就是利用国家公共权力，在法律和制度之外所获得的政治上、经济上的权利。当前，大大小小不同形式的特权在国家机关中大量存在。例如，利用权力，背离以人为本而以私利私情为本，不行政、乱行政;蔑视法律和制度，不受法纪约束，免受追究或被从轻问责;把公款当做私房钱，任意用于修建豪华办公楼、旅游、吃喝或支付个人待客、交通、通讯乃至健身、按摩费用等;在福利、医疗、住房、用车等个人生活项目上享受额外照顾。

　　因为特权有满足掌权者私欲私利的好处，却没有被当做腐败行为查处的风险，所以，在某些地方、单位享受和追求特权成为常态，某些人已经司空见惯熟视无睹，陷入集体无意识的麻木状态，甚至习非成是，固化为“潜规则”，达到了毫无隐讳的程度。屡屡被曝光并遭社会公众谴责的诸多特权行为，都生动地说明了特权问题的严重性。这恐怕也是某些地方反腐倡廉工作成效不够理想的原因之一，值得反思和深省。对此，必须引起高度重视，采取积极有力措施加以纠正，否则很难扭转腐败现象高发的严峻形势。这是因为，特权是腐败的基础和前奏，是通向腐败的桥梁，对特权的态度影响着反腐败斗争的措施和成效。

　　对特权放纵姑息会造成四大危害

　　对特权的麻木会污染反腐败的政治环境。特权的本质特点是掌权者违背人民意愿，为了私利而利用权力与民争利。它的危害性，不只是享受了法制外的权利，也不在于这种权利的多少，而主要是它混淆了掌权用权的目的、模糊了权力行使的范围、扭曲了执政为民的观念，滋生了滥用权力的作风。与特权为伍，必然使权力为个人利益服务，不但对腐败行为会持有暧昧态度和容忍心理，不可能对反腐败斗争充满激情，而且还会污染党风政风社会风气，给腐败滋生创造条件。近期被曝光的一些地方政府机关，为工作人员报销健身、按摩费用，疏通其他职能机关免除交通违章责任等事例，都说明了掌权者心中没有人民利益，谁能相信其在这种心态下会积极有效地反对腐败行为?任何社会的公众都不会容忍公仆反仆为主，占用和挥霍人民的财产以满足私欲，也不愿意生活在人与人之间缺乏平等、没有公正的社会环境中。特权造成社会不合理、不公正、不和谐的种种弊端，违背了人民意愿，所以破坏着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削弱党和政府的公信力，打击群众对党风廉政建设的信心，是对反腐败斗争所需政治环境的严重破坏。

　　对特权的习惯会腐蚀廉洁的道德风尚。邓小平同志曾经深刻指出:“搞特权，就是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尚未肃清的表现。”特权源于封建主义的官本位、等级制，强化着家长作风以及阳奉阴违、口是心非、言行不一等腐朽落后的意识和行为，与现代社会提倡的爱国爱民、公平正义、诚实守信、清正廉洁等道德风尚格格不入，与党的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作风和求真务实精神直接冲突。与严重特权行为伴生的，是纪律松弛、作风涣散，廉洁从政、严格自律的道德情感受到严重腐蚀，甚至在思想意识中失去立足之地的现象。任何良好道德都是点滴养成的，任何恶劣风习也都是逐步形成的，俗语“久入鲍鱼之肆，不觉其臭”所揭示的规律，适合腐败现象的演变轨迹。如果对特权形成习惯，久而久之，就会导致问题由小变大，不正之风发展为腐败行为。这一过程的一旦发生，既是特权者个人潜移默化地接受不良影响，丧失判断是非善恶能力的过程，也是对社会不断形成负面导向，败坏民族和社会道德风尚的过程。

　　对特权的姑息会放纵腐败行为。特权与腐败二者之间没有截然不同的边际，特权中包含腐败因素，腐败通过特权实现，它们都是为私欲而滥用权力，可以说是同情同质，区别无非是程度不同，以及特权更多地表现为组织认可的公开化。特权不符合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所以反对特权是国家机关的责任，也是各级组织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公务人员严格自律加强党性修养的必然要求和重要内容。特权对腐败起着催化剂和推动力的作用，在党风廉政建设中，放松对特权的警惕，不把反特权作为第一个战场，其结果就是道德防线失守，腐朽思想滋长，腐败行为发生，无法真正遏制腐败。河南省郑州市惠济区委利用特权，建设豪华的白宫式办公楼，而作此决策的区委原书记成为腐败分子，受到刑事追究的典型事实说明，腐败分子之所以腐败，并非偶然，从实然角度看，姑息特权就是放纵腐败。

　　对特权的保护会削弱监督制约。失去监督的权力，绝对不会仅仅满足于获得特权，一定会恶性膨胀，导致绝对的腐败，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个人享受特权，不一定会发展到腐败的程度，但特权严重的组织或单位，必然会造成党风廉政建设措施不力，很容易导致腐败现象的多发。这是因为，对特权的保护，就一定要强化封建等级基础，强化不平等意识和做法。一旦社会成员被划分为三六九等，区别出高低贵贱，社会对此缺乏觉悟，形成根深蒂固的社会意识，那么，权力就不可能得到监督制约。特权每时每刻都在力求摆脱监督制约，以便更自由地滥用权力，所以特权必然反对民主、压制民主乃至破坏民主，在这样的环境氛围中，权力也不可能得到强有力的监督。安徽省阜阳市颍泉区委原主要负责人利用特权盖起豪华办公楼后，对举报人陷害报复的事实，充分暴露出特权反对监督制约的客观特性。

　　培养对特权的零容忍意识并完善相关制约措施

　　存在特权思想和特权条件的原因固然很复杂，但也不难概括，那就是思想道德教育并没有充分成功地发挥作用，对特权危害缺少深刻认识，更缺少对特权的零度容忍意识和措施。与此同时，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体制机制方面也存在力度不足、覆盖不全面等薄弱环节。针对特权问题，邓小平同志早就提出过明确要求:“要解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制度问题。”

　　无论什么工作，都最忌空有动听口号和原则要求，却没有实际行动，反对特权，也同样不能仅仅高频率地要求改造某某观、培养某某意识，空洞口号无法达到预期目的。

　　所以，我们必须努力结合实际，形式多样地使道理深入人心，真正提高领导干部的思想道德水平，使他们能站在社会进步和人民利益的立场上看待特权、反感特权，并积极深化体制和制度建设，明晰权力行使的有效边际，规范权力行使的程序，使特权没有存在的空间。同时，必须加强监督，把强化对权力的制约落到实处，例如通过民主程序严格审核财政经费，保证不被用于满足特权需要;把掌权者的收入(包括福利待遇在内)放在阳光下，使之公开、透明，维护公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保证制度不允许和公众不同意的权利不能私自获取。

　　为了保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成效，有必要经常在国家机关扎扎实实地查找特权表现，剖析形成原因，制定永久取消的制度，并采取防止反弹的有力措施。积极推动这项工作使之形成制度，成为常态，应该是反腐倡廉工作题中应有之义，这样才有可能通过遏制特权的滋生蔓延，取得反腐败斗争的更大成效。(作者系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