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很容易成为战争的受害者，但女性有自己抵抗的方式。女性甚至可以是拯救者。那100个站出来做慰安妇的女人，某种程度上是在拯救南京城。”高圆圆说。图/陆川工作室

　　

　　导演陆川

　　这一天陆川和剧组完成了在重庆的宣传活动，其中包括在沙坪坝一家影院与观众见面。在一个狭小昏暗、容纳百余人的放映厅里，一个女观众问了陆川这样的问题：你的电影片头是日本兵角川看到了太阳，祭祀跳舞的时候他又看到了天上的太阳，这两个镜头为何呼应？还有三次举手：教堂里老百姓的举手、日军到安全区强征慰安妇时妓女的举手、日军祭祀也有举手，这三处举手又是为何呼应？

　　“沙坪坝一个貌不惊人的中年妇女问这样的问题，我惊了。”陆川没有回答，而是反问：大姐您觉得是什么意思？这位女观众的回答大致是：角川第一次看太阳，是对生命还抱有希望；第二次看到太阳，已经想到了死亡，是一个征兆；都是在阳光下发生的事情。“且不说对还是不对，她能看到这个程度，我感到特别愉快。”陆川说，“他们看出的东西比我想到的还多。我不断听观众意见，然后不断纠正自己的说辞。其实一个创作者是靠直觉来创作，他不可能编好一套新闻稿。我就是梦到这场戏了，我觉得这样拍肯定是有意义的，我肯定不可能想得很明白将来对媒体怎么解释。”

　　把日本士兵角川写成了良知尚存的人，是《南京！南京！》最为显著的特点，因为无论赞与弹，最多的讨论都集中在这个话题。陆川说自己只是在直觉驱使之下提出这个角度，完成这个角度，“我并没有能力去写一本关于人性的大书，把人性在战争中的状态整个清晰地梳理出来，我对这样的能力缺乏真正的自信。但是我相信自己的眼光。而且做电影的过程是我寻找答案的过程。我不是一开始就已经形成了答案。”战争太可怕了

　　□高圆圆（姜淑云扮演者）

　　我总觉得姜淑云是一个不会哭的人物，至少不会在别人面前哭，但实际上这是我哭过最多次的电影。

　　魏特琳和张纯如是我精神上的两个伙伴。姜淑云的任务原型是魏特琳。我读过很多魏特琳的资料，魏特琳是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代理校长，一位五十多岁的美国天主教教徒。她1940年离开南京，刚登上回美国的轮船，她就企图跳船自杀，在美国又住进了精神病院。最后，她开煤气自杀。我当时特别不理解：1937年到 1938年最黑暗的时候都挺过来了，她又是天主教徒，怎么会自杀？

　　还有张纯如。她用左轮手枪开枪自杀，我也很意外：她的书当时已经写完7年了。她为写书经历了无数困难：二十多岁的她跑到南京查资料；回美国出书后巡回演讲，受极端分子的恐吓。但是最后，她已经做了母亲，那时她的孩子已经两岁了……

　　直到去年6月，电影拍完回家休息，我突然理解了她们。在最困难的时候，你身上始终有一种责任感。像我，作为演员拍这部戏的时候，无论多黑暗我都会告诉自己，你要前行。因为你只有体验了这种黑暗，才能表达出在这种黑暗里面的这些人的心境。也会害怕，但是你会特别勇敢地往前走。可等我拍完的时候，我只想逃离。

　　角川的死也给了我极大的震撼。当时听到角川的结局构想是自杀，我就在旁边哭到不行。战争太可怕了，这里面没有赢家。哪怕你是战胜的一方，决定着别人的生死，可是你无法完成自我的救赎。如果你还有良知，最后也只能用结束生命的方式来完成救赎。

　　（采访 陈军吉）

　　战争是多么愚蠢

　　□中泉英雄(角川正雄扮演者)

　　我以前看过《可可西里》，非常欣赏陆川导演，在东京和他见面时，他对我说，这部电影想探讨的是“人与人心里的关系”，我有同感也很有兴趣，就接了这部戏。

　　在剧中，我饰演的角川是一个很温和细腻，却又内心复杂矛盾的日本兵。9个月的拍摄过程中，对我而言最为困难的是剧组拍摄运作的方式和以往大有不同，譬如随着拍摄的深入，经常改剧本，拍摄周期的幅度大等等。

　　最初，我对这样的工作环境很不适应，但中国的工作人员、群众演员对我们都很细心周到，他们带我去打羽毛球，教我嗑瓜子，刘烨和导演常带我们去吃饭喝酒，那段日子，虽然辛苦，却非常开心。

　　在异国他乡9个月的岁月里，多亏有了这么多善良的中国人的帮助和照顾，我才能够顺利地完成这部戏，经历了这部电影，让我深深地感受到了战争是多么地愚蠢，我希望这个世界和平能永远继续下去。

　　失败？可以说，没问题

　　离开北京开始各个城市的巡回宣传之前，陆川怀揣不安。在北京的点映场上，已经有媒体尖锐地质疑《南京！南京！》的立场。争议集中在以日军上尉角川正雄为主线的情节分支。这个在教会学校受过教育的日本军人身在破城之后的南京，对这场战争和强奸、屠杀诸般暴行却有着局外人般的思考，并为之纠结，最终崩溃，在发出“活着也许比死更艰难”的喟叹后自尽。

　　这样的视角，相比中国1950年代的经典抗战电影是大幅度的跨越，以致仅占全片时长不到五分之一的“角川部分”显得非常醒目，给中国观众带来相当的震动。“为侵略者开脱，甚至比侵略者的后代还要积极，并独创地提出侵略者其实也是受害者这一人性化观点。”“文化汉奸”的骂声开始响起。

　　陆川有点没想到：“打个比方，历史是一个墓葬，要探这个墓，要么是全面发掘，要么是打盗洞。我觉得我是全面发掘。但是也得有角度。我没想到会有这样的反应——关键是这种反应来自媒体，我觉得媒体应该是知识层。而且他的质疑是带有强烈的政治批判的意味，在中国要是被扣上这样的帽子，我不知道结果会是什么。”宣传发行阶段，发行方有自己的“舆情监控”，每天会总结厚厚一摞的媒体、网络声音。一些朋友看到网络上的谩骂，发短信告诉陆川，出去要小心一点。

　　宣传行程之初，在杭州和上海，去媒体场之前，陆川屡屡失眠：“因为确实会有很多媒体去问本性上来说我会拍案而起的问题，但出于电影宣传，又得心平气和去听。”在南京，一场放映之后刚出门，一家电视台的提问迎面而来：网上有评价说你的电影完全是失败的，你对此的评价是什么？“当时特别疲倦，而话筒都快要塞到你嘴里了，灯打在脸上，就要拍你是不是尴尬。幸亏之前宣传团队给我做了媒体训练，要求我面对这样的问题千万要冷静。我假笑了一下，我说这是他们的权利，可以说的，没问题。”

　　把他们定义成人，而不是鬼怪

　　在动手创作《南京！南京！》之前，陆川对那段历史的了解并不比常人多多少，“就是两三个符号化的信息：30万、2到8万人被强奸、德国人拯救了中国人。而且能够记住的就是耻辱。”为电影创作而进行的大量资料阅读，确立了他在电影中表达出的观点和思路。

　　早期的“普及性”阅读，他看的全是南京大屠杀的史料，“接触多了肯定觉得这他妈都是疯子，都是嗜血的狂魔，最狰狞的人。现在回想起来最颠覆我的一次阅读，是在读《魏特琳日记》的时候。”陆川说。

　　明妮·魏特琳是美国传教士，1937年时她所在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是专门收容妇女难民的庇护所。1937年1月7日，她在日记中记述：“一群日本军官和一名宪兵来访，他们自称与邮政服务有关，其中有两个人在离开办公室时，看见一些中文的福音书，并问我能否送给他们几本。”

　　1月22日的日记：“今天和我谈话的两个日本兵说，他们希望到二月份秩序能够恢复，这样，所有的人都可以回家了。”

　　“今天上午，我正想用打字机把信打出来，这时来了4个日本人：1个军官，3个士兵。其中一个士兵会讲英语，他说他在神户的教会学校读过书。我问他是不是基督徒，他回答说不是，但他的妻子是基督徒。他的两个孩子也上教会学校。他为军官做翻译，他第一句话就说，他们对南京所发生的一切非常抱歉，并希望情况很快会好转。”

　　陆川感到惊讶，因为那是1938年初，日本人刚刚打下南京，无论士气还是狂妄野心，都处在那场侵略战争里的峰值。“可见日本军队里至少有对战争进行反思的士官。这对我触动挺大。”

　　另外的阅读包括大量日本士兵的日记，已经公开出版的是《荻岛静夫日记》和《东史郎日记》，在樊建川的抗战博物馆，他还看到一些未公开出版的日本士兵日记、书信。“《东史郎日记》里的说法让我豁然开朗。有一句话，他说，我们在作战的时候并不是一群禽兽；而是一群非常清醒理智的人。到《荻岛静夫日记》的时候我发现这完全是一个人的记述而不是一个士兵的记述，读的时候你会感到特别浓郁的人的感受。”陆川说。

　　“到这个阶段，突然发现日本兵出现了多样性，我开始重新思考，在实施南京大屠杀的时候他们的精神状态。我那时候已经模模糊糊地把他们定义为人而不是鬼怪，而且恰恰因为是人来操作这样的事情，才特别值得去深思、研究；这对当下才更有意义。”

　　巷战确实存在，而且是大面积的

　　另一处引起陆川极大兴趣的史实是南京破城后的巷战，反映在影片里，是中国士兵陆剑雄为主角的部分。

　　江苏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孙宅魏写过一本南京大屠杀历史的论著，其中一章节写到南京破城之后的巷战。陆川调看更多的资料，发现巷战确实存在，而且是大面积的，他对拍这个戏的兴趣“一下大了很多”。

　　陆川的理由是：如果进城之后司令官跑掉了，而散兵部队一直在进行抵抗、巷战，巷战过程中部分部队被抓，部分部队被歼灭，部分部队在城外被搜捕，那么这就不能称之为耻辱，因为你是在战斗中倒下的，就应该称之为抵抗之城。整个关于中国人这段书写就应该重新定义。“否则这段历史就变成——日本杀了中国人 30万，最后就烘托出一个德国救世主。我特别想梳理出这场事件中一个合乎逻辑的各方因果关系，这样逐渐形成我的一点浅薄史观。”

　　“我知道有些高端的电影阅读者，不希望去老生常谈地看到一次屠杀，对我来说很难不触摸这一部分，跨越它直接去讲人性的故事。即使是屠杀，以往的展现也是不够的。一说屠杀我们会想到很多具体的案子，砍头、开膛破肚、非常惨烈的对个体的侮辱和杀戮……”陆川选择了整体性灭绝的描绘：中国俘虏兵圈成一片，日本兵伸下一根长杆，划到线外的一个“方阵”被驱赶到不一而同的屠场，接受灭绝。

　　“我特想展现一下这样的屠杀，我相信南京大屠杀绝大多数受害者是以这样一种方式被杀戮的。这样一种冰冷我们从来没有接触过，它是一个国家的武装机器执行的，非常有秩序和规则的集体性灭绝。个案中杀戮方式之丰富，惨烈程度之具体，让我们容易忽略战争机器集体灭绝那种刻骨的阴冷和无情。它是机器对物的清理。这是我对战争中大屠杀的本质的理解。”

　　努力在日本上映

　　经过四年相对投入和单纯的创作阶段，现在要面对复杂的社会讨论，陆川时常感到措手不及。“而且你都不知道别人的动机是什么用意是什么，有的是他的真感觉，有的恐怕是竞争对手的策略，要激怒你的手段……”

　　陆川这样的说法自有所指。

　　面对“汉奸电影”之类的批判声音，陆川坦言心情复杂。但随后他了解到新的情况——这些议论恐怕大多来自一个统一的源头。“有另一部南京题材电影，我们通过特殊的渠道拿到了他们完整的宣传计划，那就是要绑定《南京！南京！》做宣传。他们的宣传人员也进入了我们的媒体场观影，然后连夜开会，准备把我们的电影带到沟里去。”陆川把对手的策略概括成几个步骤：“第一步，渠道赎买；第二步，舆论绑架；第三步，政治谋杀。”“你会看到很多不正常的稿件。他们在有意识地煽动民族主义、网络愤青，后来甚至都不是煽动，压根就是他们自己换着马甲在伪造民意。”

　　陆川在《南京！南京！》里想要剖析的战争之恶，似乎正微妙地对应了影片本身的某种遭遇。他认为可以定义为“娱乐营销”引发的另一场战争。“战争的核心就是利益，我们以前老是把日本人对我们的仇恨故意夸大，其实日本对华战争的核心就是利益，它想成为大陆国家不想做一个岛国，它贪图你的土地、矿藏，广袤的财富……战争发动一定会有一整套意识形态工作的跟进。比如首先是宣传，舆论绑架，营销他的战争思想，要控制渠道。”

　　网络舆论曾让陆川担忧，而对局外人而言，无关理性思考的谩骂至少也干扰了对电影，对陆川的严肃讨论。不过影片的城市巡回宣传开始之后，陆川说，“我发现那一切都是假的，而影院里观众给我们的掌声是真的。”走过了10个城市，进了40个影院的影厅，“我还没有遇到观众站起来质疑我们，而是眼泪、掌声、嘹亮的国歌声。没有走出去之前是不知道的。今天在重庆，一个个学校组织看，在沙坪坝区，党员干部组织看；没有人站起来说陆川你做错了。都说你是好样的，中国人终于能自信地去看这个问题。”

　　最令他念念不忘的是，他越来越觉得自己不是在解释电影，而是在和观众一起学习电影，“而且这个过程非常愉快。比如在成都，一个观众给我讲：我在你这段祭祀的戏里看到了精神控制，文化对底层民众的精神控制。我突然觉得对啊，不就是在说这个吗？我自己在回答记者问题的时候未必想到这个词。观众思想的深度广度，和内心情怀的质朴，我们都得重新去认识。是我们在引导大众，还是我们忽视了大众的智慧，这是我在反省的事情。我真觉得老百姓的智慧不得了。一路走下来，我发现以前我不了解人民这个词的意义。”

　　另一方面，陆川正努力争取《南京！南京！》在日本的公映。

　　陆川看过铃木清顺导演的《春妇传》，讲侵华战争中一个日本慰安妇的故事，他说对《南京！南京！》的创作也有帮助。“其实日本导演对这场战争的反思还是挺深刻的，包括大岛渚的《圣诞节快乐，劳伦斯先生》等电影。你不能说日本人不反思，但确实在南京大屠杀和抗日战争这事情上他们就是不承认，我不明白到底为什么。所以非常想把这部电影拿到日本去演。李缨导演的纪录片《靖国神社》在日本公开发行，也给了我们很大的激励，让我们觉得有可能做到这件事。”

　　李缨反倒还在为《靖国神社》在中国的公映努力，他不明白他的电影为什么迟迟拿不到公映许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