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包”责任制有效地把经济责任、经济权利和经济利益结合起来，大大调动了企业职工的生产积极性。

　　—— 时任济南无线电一厂厂长的阎世春见证了济南工业的改革发展

　　●我当时经常去北京争取指标，常常扛着整箱的汽水在人家门口“蹲点”，为的就是多为厂里争取点生产指标。现在常提的“跑部进京”， 20多年前我就用过了。

　　——阎世春笑言

　　□ 本报记者 晁明春牛远飞

　　上世纪80年代初，开改革之先河的农村“大包干”在全国已是风生水起，而城市改革仍是一片沉寂。1981年8月5日，大众日报在一版头条报道了《搞活之道在于“包”——济南市工交系统层层实行“五包”责任制》的好做法，同时配发了评论员文章《突出“包”字大力推行盈亏包干》，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

　　“‘五包’责任制有效地把经济责任、经济权利和经济利益结合起来，大大调动了企业职工的生产积极性。”作为那段改革的参与者和实践者，当时担任济南无线电一厂厂长的阎世春见证了济南工业近30年改革发展的全过程。

　　“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在这位去年底刚刚从济南市经委副主任位置上转任济南市食品工业协会会长的老人眼里，济南工业的改革发展路径是如此清晰，如此让人振奋。

　　最“原始”的改革

　　时针拨回到1981年。缺原料、缺煤、缺电、缺油……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束缚着企业和职工的手脚，“亏损”成为当时国有企业的一个突出问题。那年，国家对济南国营工业下达的利润上交计划，比上一年多出了25% ，许多企业由于原材料提价，商品降价等因素，算来算去增产增收有困难，计划迟迟落实不下去。

　　“五包”责任制的实行，极大地调动了企业的积极性。虽然这种只与“责任”挂钩的改革被当时已是济南无线电一厂厂长的阎世春认为是“最原始的改革”，但“的确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改革给工人带来的最直接利益就是收入增加。阎世春回忆，各企业为了确保实现包干合同，都分不同情况，对车间、班组和个人实行包干，主要形式有：计件工资和超计件工资制，小集体超额计件奖，岗位记分，联产计奖和浮动工资等。

　　直到 1984年10月，以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为标志，济南的改革进入了以城市为中心的全面改革探索阶段。济南工业走出了一条“纵横弹跳”式的改革发展之路：一是选择山东造纸东厂、济南国棉一厂等 10 个企业进行简政放权的试点。 二是实行各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三是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四是发展横向经济联合。这一系列改革措施，使济南工业进入持续、 稳定、协调发展的新阶段。

　　“泰山”牌电视：一个缩影

　　在省城济南，也曾有一种电视品牌畅销了近30年，这就是原山东电视机厂的“泰山”牌电视。

　　山东电视机厂始建于1958年，由于企业观念落后，产品质量不稳定，一直处于亏损状态。1984 年，将济南无线电一厂经营得有声有色的阎世春临危受命，被任命为该厂厂长。

　　“我当时经常去北京争取指标，常常扛着整箱的汽水在人家门口‘蹲点’，为的就是多为厂里争取点生产指标。”阎世春笑着说，“现在常提的‘跑部进京’，20多年前我就用过了。”指标下来了：1万台生产计划，这让电视机厂上下欢腾，当年就扭亏为盈。泰山电视机在1987年被评为了“国优产品”。

　　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发表重要谈话，党的十四大召开，确定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因此，济南在这一阶段改革开放的主要特点是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核心内容，进行综合改革。在改革浪潮的推动下，山东电视机厂改制为山东泰山电器集团公司。

　　说起当时与日本松下合资的情景，时任山东泰山电器集团董事长的阎世春仍记忆犹新。他说，以“长虹”为首的一批品牌大打价格战，而当时的泰山要想在夹缝中生存、发展，有两条路可以选择：要么转产，要么走合资的道路。而日本松下当时与多家国内家电企业有过接洽，在泰山集团的积极努力以及省市领导的关怀下，终于“落户”济南，于 1995年 11月成立了山东松下映像产业有限公司。

　　当时有一批干部职工认为，“泰山”牌电视机发展还很平稳，起码工资不愁，何必让日本人来管自己呢？阎世春说，正因为走了合资这条路，泰山集团才得以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发展。到了1998 年，山东松下以惊人的发展速度成为日本松下在世界上的第五大彩电生产基地。1999年3 月，山东松下提前消灭了赤字，并且净增利润5 个亿。到 2001年，集团的产值已达到20个亿。

　　在这一时期，针对国有大中型企业普遍存在的经营机制不活、资产负债率过高等问题，济南市委、市政府提出了“抓大放小、名优膨胀、三改联动、管转并重”的工业经济发展和国企改革方针，以产权制度改革为突破口，加大企业重组改制的力度，国企改革取得明显成效。

　　新思维：工业化之路

　　2003年，当了20多年厂长的阎世春被调到市经委工作，统抓工业全局。

　　“现如今，衡量一个城市的工业化水平，不能只看 GDP 指标。必须要看到GDP 后面的科技创新能力、吸纳就业的人数、对环境的损坏程度以及对产业的影响力等综合因素。”在阎世春看来，新型工业化道路应该是：以最小的土地占用、最小的资源消耗、最小的环境污染、最小的资金投入，来实现最大的经济产出、最大的效益。

　　党的十六大以来，济南工业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企业规模明显扩大，经济效益明显提高，工业结构调整成效显著，确立了重型汽车、电子信息、钢铁冶金、石油化工、机床制造、食品药品等六大事关国家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主导产业，济钢、重汽、炼油、浪潮四大行业龙头陆续跨越百亿大关，初步形成以园区为载体的新型工业化布局。“与当年实行‘五包’责任制时期不同，济南工业近30 年的改革振奋人心，发展节奏越来越快，发展质量越来越好，企业越来越具有实力和活力。如今 88%的企业都是自我投资，企业已经成为真正的投资主体，并开始更多地到资本市场上去一展身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