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若诚 康开丽 编著】

　　上期回放：

　　我第一次上台演戏是在圣路易中学，有一位神甫组织了一台戏，戏名叫《地窖之门》，是以奥匈帝国为社会背景的一出情节剧。

　　我的角色是位修道士。这出戏似乎在宣扬：修道士们喝酒是犯罪，而把他们都杀死则不算什么罪行。尽管戏中我惩罚别人酗酒，但不久我自己就开始喝上了。

　　在高中时我并没想过要成为演员，可我成了大学生后就迷上了戏剧。清华大学的一位教授排了莎士比亚的全本《威尼斯商人》，我也被选中扮演其中一个角色，主要是因为我的英语好。剧中人鲍西亚必须从三名追求者中进行选择，而这三名追求者又必须对三个不同的箱子进行选择：一只装金，一只装银，一只装铅。这是我青少年时代最鲜活的记忆，因为扮演鲍西亚的是位迷人的外籍教师，直到今天我还暗恋她呢。她大不了我几岁。我毕业后，她回国（我记得是土耳其）嫁给了当地的一位老师。年轻人如果情感丰富、性格外向，参与戏剧是很自然的事，我就是个例子。

　　清华的另一位外籍戏剧教师罗尼·派克先生，是由英国文化委员会派来的。他毕业于英国皇家戏剧艺术学院，之所以没有在专业的剧团发展自己的职业生涯，是因为他从戏剧学院毕业时，“二战”开始了，他被英国军队派到一些很偏僻的地方，如阿富汗、印度、伊朗。来清华时，这位大个子英国人已经三十多岁了。他教的表演课是我第一次在表演技巧上受到的正规训练。

　　一九四六年我进清华，一九五○年毕业，是新中国成立后毕业的第一批大学生。我在清华学到不少东西，但都不是正经在课堂上学来的。那个时代不适合学习，那是个充斥着内战和学生运动的时代。不是说清华的教学不出色，清华是最高学府，要对戏剧进行学术上的研究就该去清华，尤其是外国语言文学系（我就读的系）特别强。虽然我选的戏剧课理论多于实践，但我们有一个很活跃的学生剧社，当中有不少人毕业后搞了戏剧。

　　作为学生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上演了好多宣传剧目。我们自己集体创作此类剧本，称之为“活报剧”。“活报剧”其实是借来的名称，是美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大萧条时期工人运动首创的。类似克里夫·奥代兹的《等待左派》这样的宣传鼓动剧目影响和激发了我们的创作。

　　除了戏剧，我还参与了一些其他创作活动。大学一年级时，我和同学王佐良为一年级的英语课程编写复习大纲。王佐良后来成为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校长。不久我们对这事儿就玩腻了。王佐良和我又办了一份文学杂志叫《清华新生笔记》。我一年级快结束时，王佐良鼓励我做些更专业一点的事儿，我就创办了一份有关中国诗歌的英语杂志，简称为《英若诚诗编》。

　　一九五○年我从清华毕业时，一切事物都是新的，包括新的政府以及解放区来的宣传团体。演员、艺术家们组织参与了各种协会。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也就是这个时候成立的。我毕业不久就去了“人艺”，所以我也算是“人艺”的创始人之一。

　　在清华的学习为我在专业剧团的职业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阅读外国经典作品是我们课程的一部分，其中包括希腊悲剧、英国早期戏剧，从《格玛·戈登的针》到莎士比亚的戏剧。许多课程都是外籍教师用英文教，也有中国教授用中文授课。课堂上中外学生都在一起上课，但宿舍分开。规定外国人和我们分开住，尤其是美国人。

　　清华很特别，因为学校是用“庚子赔款”资建的，正如北京协和医院是由美国洛克菲勒财团所属的中华医学基金会资助修建的一样。清华大学由于这样的背景，图书馆里从不缺外文出版物，其中包括我当时最爱读的《戏剧艺术月刊》和其他一些美国出版的新书。我就是在清华第一次读到阿瑟·米勒的剧本《推销员之死》。

　　那是大四的时候，一位图书管理员把我拉到一边。她知道我总是很想第一个看到新到的图书。

　　“来了个新剧本。”她告诉我，“不知道你想不想看。”

　　剧作家的名字我没听说过：阿瑟·米勒。剧本我也没听说过——《推销员之死》。我就拿回去读。当晚就把它读完了。

　　我被这个剧本深深吸引，但是马上想到：在当时的中国上演这个剧目是不可能的。那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刚两个月，把这样的剧目介绍进来不合适，至少我当时这么认为。但这个剧本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下期预告：

　　另一本很吸引我的书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奥赛罗导演计划》，是由英国人海伦·诺维克由俄文译成英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