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岛李陀 主编】

　　上期回放：

　　照看“内部”书的是一大妈，看我们爱买不买的样子，反而有了推销的热心。

　　我们终于被说服，给一个面子，买下了这一本。对方很高兴，见没什么再能吸引我们，便说仓库里还有些旧书，不属于“内部”，是否要去看看？

　　这样，我们跟着她来到仓库，穿行于架上、桌上、地上的各种书堆，在浓浓灰土味中又挑了一些。大妈给这些书打包的时候，有一种眉开眼笑的成就感。

　　当然，诈骗犯也不是次次得手。有两知青曾因伪造借书证败露，被挂上大牌子，在省图书馆门前整整示众一天。

　　醉书

　　朱某是一工人，写过很多诗，我只记得他的诗句总是别出一格，让人惊悚和伤心、而且脑子里乱套，好几天里对任何生活细节都警惕兮兮，差不多像一只受惊老鼠。波德莱尔、艾略特、庞德……是他经常提到的名字，就像后来一些知名诗人那样。因此，我总觉得诗坛里还应有一个名字，但他最终当老板去了。

　　胡某也是一工人，还经常向我偷偷提供“内部”书——因为他父亲是官员，后来还进京出任要职。我在乡下时，他常常写来超重的信，用美学体系把我折磨得头大。休谟、康德、尼采、克罗齐、别林斯基、普列汉诺夫……天知道他读过多少书，因此无论你说一个什么观点，他几乎都可以立刻指出这个观点谁说在先，谁援引过，谁修正过，谁反对过，谁误解过，嘀嘀嘟嘟一大堆，发条开动了就必须走到头。

　　因为他成为某电机学院的工农兵学员，我后来与他断了联系。他为什么要改学电机？他那些超重的美学怎么说丢下就丢下了？那时，老一代知识分子因书惹祸，大多谨言慎行力求自保，倒是一些少不更事的青年可能读得率性和狂放，在社会底层藏龙卧虎兴风作浪。

　　秦某也是这样的书虫。他长得很帅，是我哥朋友的朋友的朋友。有一次他坐火车从广州前来游学，我和哥去接站。他下车后对我们点点头，笑一笑，第一句话就是：“维特根斯坦的前期和后期大不一样，那本书并不代表他成熟的思想……”这种见面语让我大吃一惊，云里雾里不知所措，但我哥熟门熟路立刻跟进，从维特根斯坦练起，再练到马赫、怀特海、莱布尼茨、测不准原理以及海森堡学派，直到两天后秦某匆匆坐火车回去上班。

　　在这个哲学重灾区的两天里，我根本插不上嘴，只能做些端茶上饭的服务。他们也似乎从不觉得身边有人，只是额头对额头，互相插话和抢话，折腾出各自的浑身臭汗。

　　我的未婚妻来过一趟，送来蔬菜和水果，秦某看都没看一眼。老妈要我哥去打瓶酱油，其实是想让儿子歇歇嘴。没料到我哥出门，秦某也跟着出门，似乎不愿浪费一分一秒，不惜把哲学战争一路打向杂货店。

　　奇怪的是，这位哲学狂人后来金盆洗手而去，听说是结婚了，离开航运公司了，替朋友去澳大利亚打理生意去了。就像前面说到的朱某和胡某，他一直未能在新时期知识界喷薄而出－－其实他比我见过的某些教授要聪明十倍，完全有这种可能。作为我心目中一个个亲切背影，作为“文革”中勇敢而活跃的各路知识大侠，他们终究在历史上无影无踪，让我常感不平和遗憾。

　　事情还可能是这样：在一个没有因特网、电视机、国标舞、游戏卡、ＭＰ3、夜总会、麻将桌以及世界杯足球赛的时代，在全国人民着装一片灰蓝的单调与沉闷之中，读书如果不是改变现实的唯一曙光，至少也是很多人最好的逃避，最好的取暖处，最好的精神梦乡。生活之痛只有在读书与思维的醉态下才能缓解。何以解忧，唯有文章，是之谓也。

　　因此，一个物质匮乏的社会，或者说一个危机四伏的社会，反而最可能产生精神渴求。

　　一代失学者的漫长假期早已结束了。文明似乎日益尊贵、强盛、优雅、丰饶、金光灿烂。但对于很多人来说，读书其实是越来越难——如果这些书同文凭和实利无关。一研究生曾三番五次地问我：“老师，学文学到底有没有用呵？”我看得出，他想再次求证一下他的文凭到底能否升值，能否让他过上出人头地的好日子。我终于沉不住气：“如果你并不爱文学，现在改行还来得及！如果你对什么也爱不起来，现在退学也来得及！你其实没必要太亏待自己。”我肯定把他吓坏了。对不起，我忘记了他并非圣徒，只是一个娃娃。从他所处的康乐时代来说，从他眼下远离灾难、战争、贫困、屈辱的基本事实来看，他确实没有太多理由热爱文学，那么累心和伤人的东西。这是他有幸中的不幸。

　　下期预告：

　　从下期开始由女作家王安忆回忆她眼中的七十年代。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