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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70年代初，“文化大革命”的后期，顾准在贫病和困顿中一步步走向生命终点。在给六弟陈敏之的信中，他感慨“中国的伟大的变化，我恐怕在中起不到什么作用了。”

　　但是，就在他去世后不到5年的时间，中国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束缚人民的精神枷锁被打破，亿万人民冲出豁然开启的财富大门，在获取财富的道路上大步前行，创造出一个一个的财富传奇。

　　35年过去，中国没有忘记顾准。他在那个混沌时期的睿智思考，为中华民族点燃了良心和理智的火烛；这火烛，穿越时光的隧道，照引着我们追求财富的求索路程。

　　本刊特约撰稿/刘必华

　　1974年12月3日凌晨，学者顾准在孤寂中辞世。陪在他身边的，是时任中科院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的吴敬琏。

　　此时，顾准的著作大多还藏在抽屉之中。其妻已在6年前自杀，儿女们早与他断绝关系，坚持不肯在其临终前来看他。

　　而地球的另一端，就在顾准逝世前两个月，坚决捍卫自由市场经济的哈耶克获得了197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在全球思想界，对僵硬的计划经济制度的反思正如火如荼。

　　20年后，已进入中国最著名经济学家行列的吴敬琏，称顾准为“中国市场经济第一人”，学界评价他“在思想的隧道中单兵掘进到可以与当代自由主义思想大师对话的程度”。

　　从“左倾”到“右派”

　　顾准年少时就被人称为“天才”，以初中学历、学徒出身，成为中国会计学泰斗潘序伦的得力助手，19岁时已是大学教授。

　　顾准早年参加革命，后来放弃在上海的优渥生活，投奔革命根据地。1949年5月，他随解放大军回到上海，以34岁之身，任上海市财政局局长兼税务局长、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部副部长，成为上海滩的实权派人物之一。

　　此时的顾准，是一个满怀社会主义理想的革命家，他恨不能早日实现社会主义，因此积极地推进对资本主义企业的购买、合营，很快将新裕第一纱厂等企业变为国营企业。这一行动，大大早于全国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1952年在上海负责指导“五反”工作的薄一波给毛泽东及中央的一份简报中说：“上海少数同志(如顾准等)，有趁此机会把大资本家而且是比较靠近我们的大资本家，……一齐打掉实行‘社会主义’的想头。”

　　顾准日后的领导、中科院副院长竺可桢也在日记里有如下记载：“顾准……在1952年的“三反”时期走左倾路线，主张以没收方法来消灭资本主义，被批评撤职。”

　　1952年2月，37岁的顾准突然被撤职。3年后，因为工作上的小失误，顾准在建工部洛阳工程局副局长的任职上再次被撤职。他于是申请进入中央党校学习，开始在学习中反思自己的际遇，并考虑“下半生如何去过”的问题，由此开始了从革命家向思想者的转变。

　　在党校期间，顾准检讨了自己1949年后的工作，结论是：“盲目积极，实在滑稽。”

　　党校学习结束之后，顾准不愿再当官，执意要去中科院经济研究所(后属中国社会科学院)去“研究问题”。

　　这位昔日的左倾官员在研究中发现，苏联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其农业、轻工业在建国后的近40年里几乎是停滞的，农业方面不少经济指数甚至低于沙俄时代。

　　1957年，顾准据此发表了《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一文，在社会主义阵营中首倡市场化改革。

　　顾准在文中直言，社会主义经济的问题是废除了市场制度。因此，为了提高效率，应以市场价格的自由涨落、即真正的市场规律来调节生产。

　　此种观点在现今看来属于常识，但在半个世纪之前却并非如此。

　　只需描述一下背景，就可知道顾准写作这篇论文时需要什么样的勇气：当时，中国的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刚刚完成，中国正处于进入社会主义后的第一个年份里，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已经全面建立起来。“大跃进”的口号在11月份被提出。

　　这是一篇与当时的经济体制和意识形态大唱反调的文章。它的观点被中国后来的实践证明是对的。但这一观点的提出，却超出了中国的现实30年。

　　这篇文章，还为顾准带来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一人”的称号，以及一顶“右派”帽子。不同的是，帽子在当时就戴上了，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一人”的称号，则在他逝世二十年后，才姗姗来迟。

　　1957年，顾准被康生亲自点名打成“右派”，开除党籍，发配下乡劳动，开始了四年的劳改生涯。

　　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

　　这四年的劳改生涯，不过是顾准因思想而罹难的开端。

　　顾准少时家贫，但天资出众，因而养成了高傲狷介的性格。从一件小事即可看出其特立独行之处：在大家惟恐不够革命，人人一身破衣烂衫为时尚保护色时，他却经常穿着以前在上海士绅间颇为流行的背带西装裤，“在当时的学部大院绝无仅有。”

　　即便是被下放改造，他仍在日记中吐露：不愿做“驯服工具”的家雀，要做自由思考的海燕。

　　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1962年顾准摘帽回京之后，却在两年后再次沦为“右派”。

　　罕见的“两次戴帽”所带来的压力，瓦解了顾准的家庭。1966年，顾准与妻子汪璧32年的婚姻结束。第二年底，他又收到一封家里来信，信中只有一纸简短的声明：“和顾准断绝父子关系”，下面是四个子女的联合签名。

　　先后失去爱人和孩子的顾准，自嘲为“丧家之犬”。他依然每周写信回“家”，报告自己的状况，询问家人的消息，但从没收到过回信。

　　1968年4月，汪璧在家喝消毒水自杀身亡，书桌上留有她的一句话遗书：“帮助反革命分子销毁材料，罪该万死。”

　　一年半之后，顾准在再次下放到河南息县劳动之际，才得知妻子已死。他在日记中记载，晚饭时“悲从中来，脸伏在饭盆上失声大号”。

　　此时的顾准，身体已经变得非常糟糕。他咳嗽的时候，开始出现痰中带血。在此后几年的劳改中，这种情况逐渐发展为肺癌，并最终在1974年年末夺去了顾准的生命。

　　在生命中的最后十年，顾准几乎是在一个厄运与另一个厄运之间辗转。学者李慎之在谈论顾准经历时曾说，“思想家历来要倒霉些，但是苦难深重如顾准也真还罕见”。

　　个人的困厄触发了顾准的反思。个人的困厄愈深重，顾准反思的广度与深度愈扩展。

　　顾准的反思，并未局限于个人的遭遇，而是投向整个民族和国家的命运：为什么革命成功之后，农民还会大批饿死？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为什么没能让中国人富起来？

　　1970年代初期，顾准把自己的反思主题命名为“娜拉出走后怎样”，即革命成功后，中国要建立怎样的经济和政治体制，才能真正实现现代化？

　　对于社会主义应该建立什么样的经济制度这一问，顾准在《试论》一文中已有触及。1971年8月，他更在日记中直指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是一种“笨拙、浪费、窒息的体制”，顾准断言：“在看得见的将来，这个看来都难受的体制还是会歪歪斜斜地向前走，但是会有一种力量来推翻这个令人窒息的制度。”

　　他已经把市场经济看作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必由之路，而且将资本主义视为与社会主义同样的重要途径。其目的都是为了实现人类社会的现代化。

　　此时，顾准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思考，已经完全挣脱了意识形态的束缚。在“文革”的荒唐岁月中，他预见，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和解与相互渗透，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眼见“文革”肆虐，顾准越来越觉得，中国的问题，仅靠经济改革绝不能彻底解决，而需要进行政治制度改革、文化重建。

　　这位经济学家不再满足于自己的专业，干脆破壁而出，由先秦而到法国革命，进而上溯到希腊的城邦制度，遨游在古今中外的人类文明史海洋中，进行大范围的思想探险。

　　遨游的初步结果，是探险者理想主义的泡沫破灭。原来，至善的天国永远不会降临，“祛魅之后，天国只是想象，上帝不过是心结”。理想的革命神话，迟早要过渡为经验主义的现实安排。

　　既然如此，社会主义抑或资本主义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向现代化进发时，是否聆听历史的经验。

　　在顾准的研究中，“革命”的叙事方式逐渐隐去，“进步”成为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现代化”则是世界的发展趋势。

　　独自提问又独自追寻，顾准终于为中国寻求到了娜拉出走后的答案——市场经济与现代民主制度。

　　可惜的是，在从1956年从事研究工作到1974年辞世的18年时间里，顾准真正能够安心研究的时间，不过是他生命中的最后两年。他辞世时年仅59岁，正是一生中思想最成熟的时期。他所留下来的那些震撼人心的文字，只是一部未完成的读书笔记和一本通信集。他庞大的研究计划还未来得及展开，生命的时钟就戛然而止。

　　顾准在给六弟陈敏之的最后一封信中说：“中国的伟大的变化，我恐怕在中起不到什么作用了。” ★ (本文特别感谢江西师范大学蒋贤斌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