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占地3600亩的风景如画的它荒了，只剩下一块苗圃，一个破旧的温室。一位莫斯科的植物专家来到这里兴奋极了：距离城市这么近，竟然有气候、土壤这么好的地方，荒掉实在太可惜。随着专家提出各种改造建议，它的“命运”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它就是南京中山植物园（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本月18日，作为中国第一个“国”字号的植物园，南京中山植物园将迎来它80周岁的生日，一段段封存已久的往事，也在84岁高龄的“元老”佘孟兰研究员眼前一一闪过。

　　植物园建成不久就遇战乱

　　植物园的诞生颇有点传奇色彩。早在1929年，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建立了一个自然历史博物院，这就是现在植物研究所的前身。而中研院虽属中华民国最高科研机关，但经费一直非常拮据，幸好当时成贤街上还有一个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这可是中国最早的科研机构。在国外深造过的植物学家们，一起为自然历史博物馆的植物学研究进行合作。

　　同年的7月1日，奉国民政府令，历史博物馆在东郊成立了一个植物园，命名“总理陵园纪念植物园”，对外则称“孙中山先生纪念植物园”。建起来还没多久，1937年日本飞机轰炸南京，植物园的工作人员开始四处搬家。当年9月到长沙，后到南岳衡山，还在广西阳朔待了近一年。时逢战乱，植物学者们并没有放弃研究，辗转搬家的路上，研究人员当时在著名植物学家单人骅的带领下，仍坚持采集标本，走到哪里，就采到哪里。而每次的人员疏散，第一批撤走的就是标本保管人员。

　　“流浪”的生活无法开展研究工作，大家决心前往重庆北碚落脚。到了1944年，作为主管部门的中央研究院决定分别成立植物研究所和动物研究所，植物研究所从原来北碚惠宇迁至金刚碑。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了。中央研究院安排植物所复员迁上海，接管日本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地址在岳阳路320号。日本人收藏的图书及植物标本不少，一清查才知道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是植物所1937年西迁时留在南京成贤街所内的，“据说是日本军部派人将其搬去上海的。”佘老回忆说。

　　苏联专家发现遗址建议重建

　　转眼到了1949年初，中央研究院迁往台湾。随后，中国科学院成立了中国科学院植物分类所（北京）的华东工作站，接管了植物所。佘老说，当时，研究所固定的办公地点都没有，植物园也一直荒着。1952年时，当时只有11位研究人员，11位工人，22人在九华山的中科院地理与湖泊研究所大楼里办公。

　　1952年10月18日，植物园迎来了命运的转折点，这一天成为它重生的“生日”。那一天，一位莫斯科总植物园的芳香植物专家柯维加（Koverga L.）来到南京，在中科院相关负责人的陪同下前来访问。柯维加向陪同人员表示：南京是个挺大的城市，想必有植物园吧？回答却是：“没有”。陪同人员了解过后，又给了一个准确的答案“历史上曾经有过”。

　　于是，在柯维加的执意要求下，大伙改变原定的行程，去看了一片荒芜的田地，如“遗址”一样破败的植物园。他却边看边拍手叫好，当即评价：像这样好的植物园，气候好，风景优美，离城市又近，还具有纪念革命伟人意义，绝对是世界难找。第二天，在他要求下又再次前往观看，他对公园的地形、水系、土质等等作了仔细的察看，并召开座谈会提出了重建植物园的若干建议。

　　重建工作艰苦但很有干劲

　　1952年12月，为与家人相聚，佘孟兰从云南申调回到南京，被安排在植物园工作。“那时候哪能叫植物园啊，一片荒凉，只有一块苗圃和一个破旧的温室。”她回忆说，当时的负责人是著名地质学家周赞衡先生。报到后，周老师就递给她一份“建议书”，建议书上的内容就是她的“任务”，“仔细一看，内容竟然是关于重建植物园的。”佘孟兰回忆说，虽然难干，条件艰苦，但是全体工作人员都很振奋，她更是为能有这样的任务而感到荣耀。大家一个个干劲十足，建办公楼，请来建筑学家杨廷宝；造温室花房，请原址上明陵西村的村民来挖土，还把他们都吸收成了员工……“当时大家一起挖土，吆喝号子，现在想起来还能感受到那股热闹劲。”她笑着说。

　　划归中科院成科研基地

　　柯维加建议南京不仅要恢复重建植物园，功能不单纯是保存、科普、展览，更应该针对国民经济的需要，进行各种植物的科学研究。另外，这样规模的植物园，划归科学院，不要放在城市的园林系统。

　　不过想要把植物园弄成科研重地，还是要花时间，“我记得去找园林局谈，他们听说我们要做植物的驯化，那个驯里有个‘马’字，他们以为我们还要养动物。”佘老笑着说。经过一年半的努力，1954年2月22日原“总理陵园纪念植物园”划归中国科学院，名称定为“中国科学院南京中山植物园”。从此植物园由单纯的展览、科普和保存植物的性质一变而为名副其实的科研、科普、展览三重功能并重的植物园。不一样的是，面积由原来的3600亩减为2800亩，少了梅花山。

　　通讯员 田松沪 本报记者 杨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