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瞭望》新闻周刊撰文指出，盘点60年发展成就，“浙江模式”在我国区域发展模式中是闪亮的。

　　作为陆域面积全国倒数第二的资源小省，浙江的经济总量全国排名第四，并入选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MD）全球竞争力排名区域样本。“浙江模式”不仅在市场与政府良性互动、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方面提供了范例，而且在区域经济的瓶颈突破、转型升级方面的探索，也颇具价值。

　　文章指出，特别是在去年以来迅速蔓延全球的金融危机中，“浙江模式”更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严重冲击。在全方位应对危机的大考验中，“浙江模式”展现出了出人意料的特有的韧性、生命力和引人注目的新趋势、新前景：在危机“倒逼”、政策调整、政府引导三重作用下，块状经济加速向现代产业集群提升，单纯输出产品的外贸模式开始向输出企业产业新模式转变，城乡一体化和公共资源均等化为经济持续发展注入新动力，政府自身改革破浪深水区，发展路径选择愈加清晰……

　　文章认为，“浙江模式”在危机应对中创新发展，不断走向理性、成熟，其意义不只是在于一个区域的可持续发展，这也是观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新探索成果的一个重要窗口。

　　全球金融危机：倒逼块状经济转型

　　全省90个县（市、区）中，有82个拥有年销售收入超过10亿元的块状经济

　　去年下半年以来，浙江经济经历了“高速转低速”的短暂低迷后，今年上半年已迅速走出触底回升行情，发展走势令人振奋。

　　在这一过程中，浙江省委、省政府适时推出了“标本兼治、保稳促调”战略，把国际金融危机作为“倒逼”产业转型升级难得的机遇和动力，着力化解自身内部长期累积的结构性、素质性矛盾，推动块状经济加速向现代产业集群转型升级，其战略目标取向引人注目。

　　调研发现，金融危机中复苏最快的往往是块状经济发达的区域。

　　今年5月，由恒逸集团联合萧山另一家化纤“巨头”荣盛集团投资建设的我国首个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年产量达150万吨的PTA（精对苯二甲酸）项目全面竣工；在“小商品之都”义乌，今年春节过后的外商来客大幅增长，6月以来，小商品出口已连续第三个月实现同比增长。

　　“浙江块状经济民营企业比重大，市场化程度高，专业化协作配套能力强，危机中调整也快。”浙江省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兰建平说。

　　受金融危机影响，去年下半年浙江经济曾一下子从高速增长转入低速发展。但到今年6月底，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幅已回升到0.3%，比一季度提高5.9个百分点，呈现出迅速企稳回升的态势。

　　这次“超强”金融危机的出现，促使人们从更深层次重新认识块状经济。

　　块状经济占浙江经济总量的一半以上。截至2008年底，浙江共有10亿元产值以上的块状经济312个。目前，全省90个县（市、区）中，有82个拥有年销售收入超过10亿元的块状经济，拥有永康五金、义乌小商品、温州皮鞋等245个全国性生产基地称号。

　　然而，随着过剩经济时代到来，一些产业区块低水平重复建设的问题也随之暴露出来。去年以来，金融危机导致的外需不振逐步显现，加上人民币升值、银根紧缩等因素导致企业流动性出现紧张，浙江多个块状经济集中的区域出现了大型企业陷入财务危机的事件。

　　浙江省政府办公厅副主任陈广胜认为，浙江块状经济从总体上来说还是处于同质竞争、比较粗放的发展形态，产业集群垂直分工协作体系构建滞后。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只是加速了长期累积问题的集中暴露。

　　浙江要求把金融危机作为转型升级的历史机遇，借势推动全省经济结构性、素质性矛盾的解决。今年初，省政府出台了《关于加快块状经济向现代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确定杭州装备制造、乐清电器、嵊州领带等21个块状经济作为试点，探索转型升级的新路子。

　　在经历了二三十年的自发成长阶段后，浙江的块状经济终于走向了科学规划的发展阶段。按照浙江省工业经济研究所制定的乐清工业电气产业集群规划，集群内不仅有龙头电气企业、配套企业、行业协会，还有产业重大关键技术支撑的工程中心，有专业培训产业工人的产业学院。

　　按照省政府制定的目标，到2012年，浙江将形成10个左右销售收入超1000亿元、20个左右300亿元～1000亿元、60个左右100亿元~300亿元的产业集群。

　　浙江决策层和一些经济界人士认为，块状经济向现代产业集群转型升级不仅仅是一个提升制造业的问题，而且是一个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互动发展的过程。政府应根据行业、发展模式等不同类型，探索块状经济的不同升级路径，推进多形式、多层次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政府应从全球化视野来把握产业发展规律，研究与现代产业集群相适应的各类要素支撑。

　　全新模式走出去：重塑“浙江制造”

　　从出口产品到“输出”企业，再到“输出”产业集群

　　7月份以来，宁波市人力资源市场招聘洽谈会几乎场场爆满，到8月底，已举行16场洽谈会，提供岗位24467个，平均每场1529个，比二季度增加了34%。

　　“在外贸总体形势尚未回暖的情况下，企业景气度出现明显回升，说明我们的危机‘突围战’取得了阶段性胜利。”兰建平说。

　　在投资、消费、出口三大项中，出口至今仍是浙江经济不确定因素最多的一块。从去年11月出现进出口月度同比双双下降，连续10个月浙江外贸仍没有走出这一通道。

　　杭州海关分析人员表示，虽然进出口走势仍处于下降通道，但浙江外贸在下降中表现出了特有“韧性”，即市场调适能力。一个积极的变化是，从6月份起，浙江进出口同比降幅均比上个月收窄，目前几个主要外贸指标好于全国平均水平。

　　“我为什么没有感觉到金融危机？”今年以来，浙江越美集团董事长徐志明屡屡被邀请作这样的经验介绍。在纺织企业出口普遍大幅下滑的时候，越美集团1至5月份实现自营出口3700万美元，同比增长45%。

　　徐志明的企业就是一个出口“三级跳”，即从出口产品到“输出”企业再到“输出”产业集群的外贸企业典型。从依靠中间商出口产品起家，他先后在尼日利亚和塞内加尔创办2家加工企业，去年以来，他又在尼日利亚国家级保税区建立了一个境外纺织工业园区，目前有意向加入的纺织配套企业达30多家。

　　“输出”企业带来的好处可不少，如既能及时了解当地市场需求，又能绕开贸易壁垒，还能规避人民币升值的风险。先行“走出去”的企业发现，如今到境外创建纺织园区，园区企业可以享受双重的优惠政策，一方面是我国商务部的“纺织企业走出去专项资金”支持，一方面可以享受所在国自由贸易区政策的相关优惠，出口产品还可以享受所在国退税奖励。

　　“积极地发展‘两头在外’已经是浙江外贸的一种战略。”省商务厅厅长金永辉说，一头是营销在外面，在境外建立营销机构，另一头就是研发在外面，到海外开发新产品，不断提高产品的档次和技术含量。目前浙江已创办了8个境外工业园，其中4个是国家级的境外工业园。

　　兰建平说，更重要的是，通过“走出去”创办企业或产业集群，能推动国内相关产业的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既可以让那些闲置设备产生效益，又可以缓解国外对于中国出口“低价”倾销的指责，实现出口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浙江外贸出口依存度达到52%，按照2008年的统计，浙江省纺织品、服装出口额达到216亿美元，约占全国的1/4。兰建平说，浙江扩大外贸的最终出路还是在外贸转型上。

　　加入世贸组织以来，浙江共遭遇到的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和337调查等案件已达300多起，全国70%的案件都涉及到浙江。原因在于，浙江一般贸易占全国的比重高，而贸易摩擦主要由一般贸易引起。这几年，浙江“在战争中学会战争”，政府、企业、行业协会都积极开展应对，取得了不错的成效。

　　经济界人士认为，由于西方一些国家产能过剩比较普遍，今后较长一段时期内，外需下行压力犹存、贸易保护主义升温将是困扰我国外贸的两大难题。作为外贸大省的浙江要保持出口强势，一方面要加快“走出去”步伐，另一方面仍要注意改善出口产品结构，致力创新自主品牌，提升产品竞争力。

　　民众共享：凝聚发展共同动力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先发地区，发展经济显然不是唯一使命

　　2009年上半年，尽管国际市场形势起伏不定，浙西景宁畲族自治县东坑镇深村村民的生活却波澜不惊。全村通过把后山的200多亩梯田改造成茶叶基地，上半年每亩田至少增收2000元。

　　去年以来，浙江在农村地区广泛开展了产业开发帮扶行动、培训就业帮扶行动、区域协作促进行动等八大行动，针对城镇低收入家庭实施了就业创业扶持行动、社会保障扩面行动、社会慈善关爱行动三大行动，为全省低收入群体构筑了危机中的“安全岛”。

　　浙江省制定的2009年度低收入群众增收行动计划要求，全省家庭人均纯收入超过2500元的低收入农户人口新增55万人以上，落实低收入农户集中村结对帮扶资金1.5亿元以上，低收入农户集中村特色产业发展水平有效提升，生产生活条件继续改善。

　　今年上半年，全省新增就业40.1万人，帮助17.8万名城镇下岗失业人员实现再就业，使50%以上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愿望的农村低保家庭成员实现了就业。6月末，浙江省城镇登记失业率为3.41%，比2008年底降低了0.08个百分点。

　　“城乡发展齐头并进是浙江发展模式的特色之一，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浙江农民人均年收入一直排名国内各省、区、市第一位。”省委副秘书长、省委政研室主任陈一新说，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收入达6468元，扣除物价水平实际增长7.9%，城镇单位从业人员人均劳动报酬为16702元，同比增长6.2%。

　　就浙江省内而言，发展的不平衡性仍然比较突出，根据“木桶理论”，全省实现全面小康、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能否达到，无疑将取决于对那些“短板”的补足程度。

　　2007年6月召开的浙江省第十二届党代会上，浙江省委首次提出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四位一体”的发展思路，明确社会建设的核心就是改善民生，要求建设惠及全省人民的小康社会。2008年初，浙江省委、省政府正式出台“推进全面小康六大行动计划”，部署推进自主创新能力提升、重大项目建设、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低收入群众增收、公民权益依法保障行动计划。

　　“浙江从上到下对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性和迫切性的认识不断深化，更加注重发展质量和改善民生。”陈一新说。

　　2008年浙江启动了全国首个“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行动计划”，宣布到2012年将为全体居民提供覆盖城乡、区域均衡、全民共享的基本公共服务。去年，全省累计在81个公共建设项目上完成投资685.9亿元，完成计划任务的139.6%。

　　省农办副主任邵峰说，近两年浙江城乡居民享受到的基本公共服务覆盖面不断扩大，水平也在明显提高。如在国内率先实施城乡义务教育学杂费、教科书免费制度，城乡低保制度基本实现动态管理下的“应保尽保”，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的平均水平已接近每人每年2000元。

　　此外，这两年来，浙江各级党委、政府致力于从“两头”解决好居民住房问题，一是在城市低收入群体中推广普及廉租房，一是在农村地区推动农村住房改造。

　　在农村住房问题上，浙江先后实施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下山脱贫”等一系列惠民工程。今年上半年，又把全面推进农村危房改造和住房建设确定为“改善民生、保稳促调”的一项战略工程，专门出台了相关补助扶持政策，要求至2012年，全省完成改造建设农村住房100万户。

　　据测算，改造建设100万户农房将直接拉动投资和消费2500亿元。同时，加快农村住房改造也是促进人口集聚和土地集约利用、实现城乡间要素资源合理配置的系统工程。

　　去年开始，嘉兴启动“两分两换”试点，即把农民的承包地和宅基地分开，实行以土地承包经营权来换股、换租，以宅基地换房、换地方，使农民由散居变为集中居住，由传统的农村生活方式变成市民、社区的生活方式。

　　随着城乡一体化、公共资源均等化的大步推进，浙江城乡居民在共享发展成果的同时，也成为了扩大内需、实现经济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的主动参与者、推动者。这种全新的探索实践，正在赋予“浙江模式”新的内涵。

　　放权扩权：破浪改革“深水区”

　　一个地方如果能率先启动改革推进市场化，制度创新无疑就会成为一种“优先”享受的资源

　　象山县“如意”眼镜店经理周青法谈起开办3家连锁店的办证经历很有感慨。18年前开第一家店，办理工商执照花了32天；8年前开第二家店，用了7天；去年底开第三家店，他到县行政服务中心只用32分钟就把工商、税务手续办妥了。

　　创建行政服务中心，是浙江推出的提高行政审批效率、改革行政审批制度的重要举措之一。目前，全省101个市、县（市、区）已全部建立行政服务中心，实行审批“一站式”服务。全省正在部署进一步实施职能归并改革，要求各部门将分散在各个科室的审批事项归并到一个内设机构，彻底解决审批中的“内耗”问题。

　　据省发改委统计，改革开放以来浙江还有多项政府领域的改革走在全国前列：如率先开展扩大县级政府管理权限改革试点，探索“省管县”财政新体制；率先建立化解乡镇债务的激励约束机制，建立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制度；率先建立门类齐全、运作规范的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体系，等等。

　　“这些改革带来的政府管理体制创新，是除了民营企业机制优势之外，支撑浙江经济的‘另一条腿’。”兰建平说。

　　2008年3月，著名民营企业飞跃集团因资金链断裂引发财务危机，随后半年多时间里，飞跃集团在省、市、区三级政府帮助下实现了核心业务重组成功。

　　兰建平说，现阶段，浙江更需要强调的是引导转型、推动升级的政府责任和帮助企业、居民渡过难关的政府服务。

　　今年5月，浙江省委召开十二届五次全会，明确提出了深化产业转型升级机制建设的要求，包括建立健全新产业的培育引导机制、优势产业的扶持机制以及落后产能的淘汰机制；加快形成有利于推动企业自主创新的体制机制；继续破除各种体制障碍，支持民营企业依法进入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公用事业和国防科工等领域。

　　在浙江的政府管理体制创新中，“省管县”财政体制是知名度最高的一项。“浙江县域经济发达与‘省管县’财政体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三农问题专家、原浙江省农办副主任顾益康说。

　　浙江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积极推行强县扩权改革，4次对部分经济强县下放经济社会管理权限，实现了从财政“放权”到行政“放权”的跨越。在此过程中，一些县市开始了强镇扩权的探索。

　　今年8月，浙江发布实施关于加强县级人民政府行政管理职能的若干规定，第一次以政府规章的形式将上级政府部分管理权限赋予县级政府，同时明确“放权”的对象从经济强县扩大到全体县(市)。这次权力下放的事项除前几轮试点行之有效的349项，又新增94项。据测算，全部落实后，平均每年为每个县(市)老百姓节约费用可达1000万元左右。

　　“从原先对部分县市的扩权到如今的全体县市扩权，意味着浙江将为县域发展提供普惠公平的制度保障，并提高县级政府应对当前经济困难的能力。”陈广胜说。

　　“扩权强县”引发的更为积极的畅想是，通过全方位的“放权”实践，有望进一步为削减行政层级的尝试提供理论与现实依据。

　　“当前正在实施的扩权强县，只是新一轮扩权改革的开始，还不是全部。”省委书记赵洪祝在2009年5月召开的省委十二届五次全体会议上说，深化改革开放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个领域，是一项长期的任务。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浙江要在坚持解放思想、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党的领导的基础上，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不断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努力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

　　赵洪祝表示，下一步，深化扩权强县改革的重点是向“两头”延伸，一方面推进扩权强市，进一步提高中心城市的集聚力和辐射力，另一方面要推进扩权强镇，进一步激发中心镇发展活力。省直部门要进一步了解基层真正需要哪些权力，研究哪些权力可以进一步下放。

　　浙江经济将往何处去？

　　今后五年要做些什么、达到什么目标、怎么分阶段地做都很明确

　　5月26日，杭州西子联合控股有限公司成为“大飞机”项目9家供应商中唯一的民营企业。此前，省市两级政府专门召开了项目推进会，提供配套优惠政策支持企业进行相关研发工作。

　　挤进国家级的大战略、大项目，是中小企业大省浙江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一大契机。

　　“浙江不能老是停留在‘散’和‘小’的层面。”兰建平说。

　　在明确“标本兼治、保稳促调”的战略后，浙江立即启动了一手抓加快促进中小企业创业创新转型发展，一手抓提高产业集中度、发展大企业大项目的“两手抓”工程。目前全省正在制定11个产业的转型升级规划。

　　今年9月，浙江省政府首次排定了146家工业行业龙头骨干企业名单并举行隆重的授牌仪式。入选“抓大”名单的企业涵盖了装备制造业、汽车行业、电子信息行业、轻工食品行业等12个行业门类，万向集团、吉利集团、西子联合等知名民营企业均位列其中。

　　浙江做“大”企业规模的另一条思路是对接“中国企业500强”。去年下半年，省政府主动把浙江最大水泥企业三狮集团的国有股权整体转让给中国建材集团，后者旗下的南方水泥借机进一步整合了浙江多家水泥企业。

　　省长吕祖善多次指出，浙江建设现代产业体系须走先进制造业和现代制造业“双轮驱动”、融合发展的路子。这意味着浙江必须在既有制造业基础上扬长避短，同时努力推进工业与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的联动发展。

　　目前，浙江各地结合当地的资源禀赋和块状经济特色，纷纷出台了扶持政策和安排引导资金，加快培育现代服务业主体。

　　今年5月，舟山市与浙江大学签署了共建“海上浙江”示范基地协议。舟山市以“零租金”的形式，将一座陆域面积为2.34平方公里的小岛提供给浙大用以开展科技示范岛建设。

　　在发展环杭州湾、温（州）台（州）沿海、金（华）衢（州）丽（水）高速沿线三大产业带的基础上，浙江正掀起一轮“上山”、“入海”运动，构筑新的发展平台，为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集聚发展拓展新空间。

　　山区面积占全省的70%，浙江省政府已明确提出“山上浙江”的概念，要在加大生态建设的同时，加大山区开发投入。

　　2009年8月，浙江省发改委正式编制发布《浙江省债券市场发展规划（2008-2012）》，这是浙江第一个债券市场发展规划，也是全国第一个省级债券市场发展规划；此前，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已经发布关于促进股权投资基金发展的若干意见，表示将推动组建一批产业投资基金和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力争到2012年末股权投资管理机构管理的社会资金规模达到500亿元以上。

　　“优化融资结构对于推进经济转型升级和现代服务业发展至关重要。”兰建平说，发展“大浙江”需要有金融、环境、资源等各类要素“大配套”。

　　绍兴县大型纺织企业天圣控股负责人孙永根则表示，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当地纺织业都不会向其他地方转移。理由之一是，绍兴县在几年前就建成了全县统一的污水处理系统。

　　前些年，浙江省为经济“高歌猛进”支付的资源和环境“代价”并不小，如今，全省上下对于推进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认识格外深刻。

　　浙江未来的出路在哪里？其“保障”又在哪里？根本上还在于创新，在于从资源利用方式、企业生产和发展模式、制度体系的全方位创新。为此，本届浙江省委明确提出了“创业富民、创新强省”总战略。

　　“目前浙江省制定的自主创新能力提升行动计划中，今后五年要做些什么、达到什么目标、怎么分阶段地做都已很明确，只要确保落实，五年以后浙江将率先建成创新型省份和科技强省。”兰建平说，浙江展现在世人面前的将是一种全新的发展轨迹。

　　（原载《瞭望》新闻周刊，本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