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建国

　　10月11日，昔日体坛掌门人袁伟民在南京为他的新书《袁伟民与体坛风云》举办了发布会。书中有不少“生猛”的爆料，如“悉尼奥运会前夕铁腕处理兴奋剂事件导致马家军突然消失”、北京申奥期间时任国际奥委会执委的某先生“不配合北京申奥总方针”的做法、“审计风暴内有玄机”、“女排也玩假球”等。袁伟民在书中写道：“去年他们做工作（约稿），我答应了，但提出了两个条件，一个是要说，说实话说真话；一个是要出书也是在奥运会之后。”“很多事，部门里的人谁都知道，但老百姓搞不清楚，有些电视报道也歪曲事实，我是参加决策的人，我不说出来，以后长此就这样下去了，就没人说真话了。”（10月12日《大河报》）笔者认为，上述新闻有三个重要看点，一是向公众披露历史重大真相或迷案的书籍能够公开出版发行，这是国家的进步；二是这类真相或迷案在不能无条件披露的情况下，采用“限制性披露”也是个不错的选择；三是对这类历史真相或迷案进行“抢救性发掘”，体现了历史见证人的责任、义务和良心。

　　《袁伟民与体坛风云》这本书中披露的“生猛”爆料，如果用我们以往的思维定势来看待，这不但不应及时披露，而且永远都不能披露出去，因为它们有“负面效应”！但是，袁先生的书正式出版了，这确实是一个进步，这说明相关管理部门已经明白，只要是历史真相或者迷案，都应该让公众知情，如果让其自然消亡，那就等于人为地撕裂那段历史，在偏袒某些人的同时误解另外一些人，更加重要的是，我们曾经用巨大代价换来的教训，不能成为后人的借鉴。

　　袁伟民告诉记者：“当时我真的很受打击，我都往肚子里吞了！”当时他之所以没有写书对上述现象进行披露，是因为他生活在一个大的环境之中，应该做的事情他当时并非就能做到。还有，某些真相或者迷案如果同步地、无条件地公开披露，也不见得完全是好事，许多国家的机密档案都不允许及时公开，而是设立了若干时间的保密期就是这个原因。因此，如果改用“限制性披露”，即采用推迟时间、变换环境等办法进行披露，就会提高成功率，减轻社会震荡，减少副作用。

　　“很多事，部门里的人谁都知道，但老百姓搞不清楚，有些电视报道也歪曲事实，我是参加决策的人，我不说出来，以后长此就这样下去了，就没人说真话了……”这段话令人震撼。对于上述内幕，许多官员都是见证人，都知道详情，可他们就是不披露，要么是害怕给自己找麻烦，要么是他们压根就没有披露的冲动！这些人用这样的态度对待历史、对待自己的良心和公众的知情权，实在令人唏嘘。但让我们感到安慰的是，我们还有袁伟民先生这样一位有胆识又有良知的官员，他的本性、他的责任感和他的良心不允许他对历史、个人和公众麻木不仁，于是他对上述真相进行了“抢救性发掘”，最终让我们看到了虽然迟到但仍然有着重要价值的内幕新闻。就凭这一点，我想我会永远对袁先生肃然起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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