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思 主编】

　　写这段文字的时候，我耳边响起了很早以前的一首歌：“再过二十年，我们重相会，伟大的祖国该有多么美！”这是经典歌曲《年轻的朋友来相会》中的歌词，表达了对改革开放的美好憧憬。歌中继而唱道：“创造这奇迹要靠谁？”回答是：“要靠你，要靠我，要靠我们八十年代的新一辈。”当时出生的80后，就是现在刚刚走出校门的大学毕业生，我讲述的正是他们中一个鲜为人知的群体。

　　一接触

　　那是在2007年的夏天，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看到了《中国新闻周刊》上的一篇报道——《向下的青春》。文中讲述一个名叫李竟的大学毕业生在北京生活工作的真实经历。文中的他令人担忧的现状、年轻脆弱的心灵以及无处寄托的青春和梦想，震惊了我。同样是“80后”的我，怎么也想不到在北京还有自己的同龄人过着这样的生活。他们真的存在么？他们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子？一个个疑问在脑海中涌现。我努力使自己平静下来，长期学术训练的敏感性告诉我，这是一个需要被关注和关心的群体，这是一个亟须研究的重大社会问题！

　　我开始主动寻找有关这一群体的相关资料，但遗憾的是一无所获。当时金融危机还远未来临，国内经济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媒体正热衷于报道各类精英的逸事和言论，经济精英、政治精英、文化精英、学术精英等充斥着各大报纸刊物和网站的头条，根本没有人关注到这些微不足道的草根阶层。记得我当时在ＢＡＩＤＵ和ＧＯＯＧＬＥ用关键词“聚居村”进行搜索，结果却显示为“少数民族‘聚居村’”。在中国期刊网和其他学术网站，对这一群体的检索结果同样是“零”。因此，我决定亲自去《中国新闻周刊》中提到的“聚居村”——唐家岭——一探究竟。

　　唐家岭是海淀区最靠边的一个村子，从这里看不出任何京都的气息，是典型的城乡结合部。由于环城带地区交通便捷，生活成本低廉，可开发利用的土地相对较多，开发建设速度加快，就业、创业机会亦相对较多，加之这个地区大量合法和违法建设的出租房屋，使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在此落脚成为可能，因而形成聚居。在这里居住的大都是刚刚从学校毕业的大学生，有些甚至还是重点大学的毕业生，年龄大多和我相仿。他们有基本一样的情况，拿着一千多元左右的工资，租着每月三百元左右的床位，每天吃两顿饭，到工作单位要坐两个小时以上的公交车。唐家岭居住着四五万人，除了本村居民三千余人外，其他的都是如此生活。这些大学毕业生怀揣着梦想到学校，充满着理想出校门，但残酷的现实教会了他们什么是生活，小小的“聚居村”折射出一幅中国大多数年轻人生存现状的结构图。

　　从唐家岭回来后，这些同龄人生活的场景时常在我眼前闪现，使我久久不能释怀。我决心要深入研究这个群体，我要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所为。我个人没有能力帮助他们解决窘境，但我可以通过自己的笔，让社会上更多的人了解他们、关心他们、帮助他们。有了这样的想法，我开始着手对这一群体展开研究。

　　二第一次调研

　　对于这样一个新的生态群体，在没有前人研究可供参考的情况下，只有自己组织社会调查，才能获得有关这一群体的第一手资料。幸好我于2005－2006年曾挂职湖北省广水市市长助理，挂职期间我组织了针对广水市的经济社会调查，这段经历为我组织社会调研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正在我埋头设计问卷、确定调研地点之际，北京市委领导找到我，委托我就北京市大学毕业生“聚居村”问题进行专项调查，这个想法与我不谋而合。有了政府的支持，我的研究工作得以迅速开展。

　　调研问卷定稿、抽样地点选择、调研礼物筹备等前期准备工作完成后，已是2008年1月。由于临近寒假，大部分学生已经回家过年，调研人员不足成为我面临的首要问题。无奈之下，我回到中国人民大学，利用自己曾在校研究生会做过主席的便利，招募了一些不准备回家过年的研究生参与调研，这批学生里就包括后来一直和我做此项研究的徐启元。

　　下期预告：

　　随着调查的深入，这一群体的面貌由模糊到清晰，逐渐显现出来：他们人数众多，大多聚居于城乡结合部或近郊农村，已经形成了一个个自然村落

　　——“聚居村”。